专访中大国发院院长赵昌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多重优势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庞成 广州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观察我国经济工作动向的重要窗口。

2023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日前，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中大国发院”）院长、中山大学吴小兰讲席教授赵昌文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12字工作方针，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赵昌文表示，12字方针中的“先立后破”并非首次提出，此次会议重提这一说法，更多强调做好全年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系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以及“稳”与“进”、“立”与“破”、“质”与“量”的关系等。

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吴小兰讲席教授赵昌文 （受访者供图）

延续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南方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12字工作方针对于政策制定有何指导意义？

赵昌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稳中求进”是201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此后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作为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总的要求是相同的，就是谋定而后动，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一步一个脚印，但每一年“稳”和“进”的重点任务也不完全相同。

关于“稳”，2019年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2020年强调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2021年强调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2022年强调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2023年强调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

关于“进”，主要强调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等方面持续用力。

“先立后破”是2021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其背景是2020年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一些地区、部门在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中出现了“拉闸限电”等跑偏的现象，也就是“运动式减碳”。所以中央提出“先立后破”当时有纠偏的考虑。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先立后破”，其范畴当然已超出了“双碳”工作领域，更多强调做好全年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系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以及“稳”与“进”、“立”与“破”、“质”与“量”的关系等。

南方财经：2023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呈现出哪些特点，如何展望2024年的经济趋势？

赵昌文：回顾2023年，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增速回落，且面临中长期进一步放缓的风险；二是经济全球化持续遭遇逆流，贸易投资的不确定性上升；三是全球发展分化严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复苏上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大的挑战。

展望2024年的全球经济，全球经济将在多重挑战中持续呈现低速增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态势，我们预测全球经济增速的基线值为2.7%左右。2023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问题。据一些机构预测，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5.2%左右。

做好2024年的经济工作，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南方财经：你曾提出，百年大变局、世纪大疫情、技术大变革和绿色大转型这四个基础性变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逻辑将产生深刻影响。你对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最新判断是什么？

赵昌文：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是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分工的结果， 是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

百年大变局、世纪大疫情、技术大变革和绿色大转型是塑造这个时代的四个基础性变量，也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逻辑产生深刻影响。上述四个方面除了新冠疫情外，其他都是中长期变量。

过去几年，新冠疫情的主要影响有：大型经济体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安全、可控或韧性的要求比过去进一步增加；全球产业分化进一步加深，战略性、公共性强的产业部门和市场化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逻辑出现明显差异；社会治理和疫情防控能力，成为决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吸引力的基础能力。人类总是能够从各种历史事件中获得经验的，相信这次疫情的效应还会持续一个时期。

至于另外三个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已经并将继续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技术与我们的生产生活已经高度融合，大大提高了智能制造的水平、增强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同时也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绿色大转型将推动全球产业链向绿色、低碳、可循环方向发展，在碳达峰、碳中和新发展语境下，未来企业的外部性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会大幅度上升，从而改变全球产业竞争力格局。

百年大变局带来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对的根本在于，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

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多重优势

南方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有何优势与不足？

赵昌文：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详解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的进一步解释是，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把握好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用好新型生产工具和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三个重点。这个定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原理出发，是有其理论和历史逻辑的。

按照上述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存在诸多优势与机遇。一是大湾区是诸多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地，包括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完整的制造业集群；二是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完全可以成为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新高地。

如果要说未来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我认为应该放在科技、教育和人才的融合发展上，放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放在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上。

南方财经：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在新发展理念下，金融应如何更好支撑实体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金融强国方面有哪些可作为之处？

赵昌文：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会议特别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重要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但正如会议所指出的，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着实体经济内部供给和需求之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以及实体经济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三大失衡。

我曾经写过一本《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的书，就讲到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报酬结构不平衡导致高水平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甚至企业家精神的错配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金融应该而且一定能发挥好作用。

比如，为了尽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创新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金融制度安排，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科技保险、创新型中小企业支持计划等追赶型金融工具实现压缩式技术追赶和跨越式产业升级。还有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都是适应当前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需要的金融创新。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国之大者”，要遵循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现在世界上的金融强国虽各有其优势，但也有共同的特征。比如，具有强大的主权货币和债券信用体系、发达的资本市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以及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等。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创新最活跃的湾区之一，香港、广州、深圳具有丰富的金融资源与潜力巨大的离岸和在岸金融市场，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一定会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南方财经：2023年12月，中山大学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大国发院的设立有何初心及愿景？将如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赵昌文：“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研究主要致力于研究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基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三大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包括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展现出的不同特征。

发展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首先关注经济发展，也涉及科技、教育、人口、资源、生态等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正在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也为发展研究提供了实践土壤和广阔舞台。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高质量发展前沿，发展实践丰富多样，发展知识交汇集聚。

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学于2023年12月设立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院拥有来自岭南学院、商学院、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学院、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等校内相关院系和国家高端智库的20余名研究人员。

中大国发院将围绕全球、中国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聚焦产业经济与产业政策、科技金融与碳金融、能源经济与低碳发展、国资国企改革与发展、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积极开展理论与政策研究，致力于建设成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研究”领域国内一流、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机构，成为中山大学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库。

在推动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会持续关注全球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促进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特别是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