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经连线丨郑永年解读龙年广东第一会：高质量发展才是硬道理，乡村也要发展新质生产力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施诗、梁施婷 深圳报道

从兔年的大年初七到龙年的大年初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再度如约而至。

广东连续两年举办新春第一会，释放了哪些经济发展信号？

2月18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大会现场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独家专访。他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去年的广东高质量发展大会效果非常显著，尤其是 ‘百千万工程’ 的实施。我们在去年不好的国际环境下，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经济发展成效。”

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键。郑永年表示：“乡村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说乡村也要搞芯片、工业化，而是通过技术增加农业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单位附加值。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看，乡村振兴一定是要靠科技创新来解决。”

2月18日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五周年的日子。

五年来，一系列软硬件措施落地，助力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9+2”城市群GDP总量从《规划纲要》发布前的约10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超13.6万亿元，大湾区经济活力进一步彰显，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郑永年认为：“与五年前相比，大湾区的互联互通、融合程度都已大幅提高，物理意义上的互联互通更没有问题。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与曾经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展望下一个五年，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的脚步可以继续加快，要全方位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世界级湾区，继续向这些区域学习，要更加有所作为。

高质量发展才是硬道理

《全球财经连线》：广东连续两年举办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郑永年：这有一个时代背景。从国际上来说，这些年一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的变化很严峻，不同规模的地区冲突一直爆发。在没有全球化之前，这种地区冲突对其他地区的发展影响不是太大。但是，现在因为全球化把各个地区串成一个全球村，一个地区的冲突马上影响到另外一个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对中国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造成很深的影响。

对于国际局面，我们改变不了多少，只能改变自己来应对。广东的制造业数量很多，过去大部分都是加工企业，用的是西方技术、日本技术，现在加工制造也到了顶点。所以，广东肯定要走向高质量发展。广东是这样，全国也是这样。以前发展是硬道理，现在高质量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从去年开始举行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年是第二次，都是开年第一天。为什么要关注高质量发展大会？这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中国的体制一直是政府和市场两条腿走路，不是光是一条腿。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政府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动员大会？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去年的高质量大会效果非常显著，尤其是“百千万工程”的实施。我们在去年不好的国际环境下，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经济发展成效。

当然，现在我们也不光看GDP增长了多少，要看质量。高质量发展，人们首先要树立观念。但现在我们一些企业家认为只要有发展就行，实际上这是有问题的。比如环保，一方面经济发展，一方面大量破坏环境，先破坏后治理的成本很高，浪费很多GDP。各个低附加值的产业，其他亚洲经济体比如印度等都会做。广东现在面临的是前有西方国家围堵，后有追兵，但广东还是要往前走，现在提高质量尤其重要。

推进乡村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是全部工业化

《全球财经连线》：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产业经济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呢？怎么去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郑永年：新质生产力的话题是高质量发展大会很好的设置，涉及产业、创新、人才、金融。人才的竞争是全世界的竞争，科技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人的产物。人才有了，科技有了，加起来才能发展产业。所以，高质量发展大会的议题设置得非常好，就是人才、科技、产业三个有机体。

《全球财经连线》：新质生产力应该怎么去赋能乡村振兴？如何弥补乡村振兴在科创方面的短板？

郑永年：乡村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乡村也要搞芯片，也要全部工业化。这是错误的观点。我们看看世界上的一些经济体，像日本、韩国、以色列，也包括中国的台湾，这些地方的乡村也有新质生产力，就是通过技术来改进农业产品的技术含量。

比如一个梨，以前在新加坡，中国山东生产的梨跟日本生产的梨价格可能相差10倍，因为日本生产能力包含着农业技术。换言之，新质生产力如果需要定义，就是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单位附加值。

以前的观念认为，农业就是落后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人认为农村最终会被淘汰，城市化、工业化会消亡农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来看，农村还是必须的。除非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没有农业，但农村还是存在的。很难想象深圳如果没有周边农村，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所以乡村振兴一定要有。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体制来解决。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涵盖了方方面面，不仅仅是物质层面、技术层面，还是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各个层面都要均衡发展。

利用社会资本推进乡村振兴

《全球财经连线》：你走过了广东很多地方，怎么评价广东各地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情况？

郑永年：“百千万工程”对广东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广东作为最大的经济省份，也是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不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鸿沟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是广东实现现代化的最大短板。

从过去一年多的发展来看，广东大有作为，确实改变了不少。尽管这一理念在浙江已经实现过，但是广东省情跟浙江省情不太一样。一个理念要转化成政策，刚开始的时候是困难的。“百千万工程”在未来两年一定会加快实现。

《全球财经连线》：如何进一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发展？

郑永年：还是要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如何有效利用社会资本，进行乡村振兴？对广东省，甚至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政府的投入是必须的，但光有政府的投入，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有很大的社会资本存量，如果因为找不到投资空间而流失到国外，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财富的流失和资本的浪费。乡村振兴刚好需要大量资本，问题在于如何把乡村振兴作为中国民间存量资本的新空间去做好。

假设农业要产业化、商业化，需要资本的组织，有效地推动社会资本下乡；需要进行体制改革，为社会资本腾出空间；还要保证社会资本的权益，法治是保障社会资本权益最有效的武器。

广东有1亿多人口，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是对广东的贡献，对整个国家而言也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全球财经连线》：“百千万工程”将如何助力中国实现共同富裕？

郑永年：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中国的收入差异，包括社会群体的差异，主要还是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广东，粤东西北山区与珠三角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把这个问题通过城乡融合一体化解决，就解决了最困难、也是社会公正、共同富裕的问题。

《全球财经连线》：你曾经说过一个共同富裕的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会这么说？

郑永年：美国最富裕的国家，但社会为什么不稳定？因为贫富差距太大了。一方面，全球化、科技发展为美国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同时，这些财富被极少数所掌握。美国很强大，但这种强大我们要吗？我们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条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追求现代化，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像美国、欧洲一些国家那样畸形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上最高标准的现代化。

粤港澳大湾区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

《全球财经连线》：今天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五周年的日子。您怎么看待大湾区这五年的发展？

郑永年：我们对粤港澳大湾区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我和同事当时就此课题做了很多研究，也提交了政策报告。我们的构想是建设一个环珠江口的大湾区。如今，这一想法通过政策实现了。与五年前相比，大湾区的互联互通、融合程度都已大幅提高，物理意义上的互联互通更没有问题。

此外，软件上的沟通，规矩、规则的对接也都取得了进展。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平台以及河套的规则都与港澳的规则进行对接。此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也都在逐步推进。这是一个起点。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与曾经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融合的脚步可以继续加快。

开放对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

《全球财经连线》：下一步怎么进一步加快大湾区的融合呢？

郑永年：开放对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广东的发展千万不要忘记港澳，这是一份国家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一个省的责任。

就开放而言，我们需要关注香港的服务业。服务业需要服务对象。以前为国际商家服务为主，现在国际业务有所减少，就可以为大湾区提供更多的服务。香港的金融、医疗、教育都是强项，可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我一直呼吁我们对香港、澳门要实现单边开放。如果是对等开放，香港、澳门两地的面积有限，会造成不少麻烦。以汽车为例，目前允许“港车北上”。如果全面放开南下，香港立即会成为一个“死城”。我们需要考虑这个因素。因为内地的面积大、容量大。这就是为什么扩大单边开放非常重要。

从中央层面而言，问题已经不大。我们已经提出对接香港的规则规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香港的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是非常国际化、非常先进的。跟香港对接，也就意味着与国际对接。因此，我们的地方领导实际上要改变心态。我看到我们一些地方领导到香港招商引资，还是80年代思路，即引进产业。但是香港如今的优势是先进的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我们要清楚香港的优势领域，香港也要认清自身的优势领域。

我以前仔细研究过，两边各有优势。梁振英先生曾说过，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都在单干，各自出彩。我跟他补充，11个城市如果不融合发展、各自发展，谁也难以出彩。香港发展遇到瓶颈，广州、深圳发展也遇到瓶颈，其他城市更是如此。如果11个城市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能够进一步合作，大家都能出彩。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要融合、要一体化。

应全面对标世界三大湾区

《全球财经连线》：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哪些方面能进一步优化？

郑永年：这需要全方位对标，尤其是规则、规制、标准的对接。以纽约湾区为例，这一湾区拥有多类型的协调机构。这些协调机构涵盖政府层面、产业界、学界、社会界。但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能力与长三角相比也有所欠缺。我们要向这些区域学习，要更加有所作为。

《全球财经连线》：展望下一个五年，大湾区有哪些发展机遇？

郑永年：实际上，大湾区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尤其是与国内其他区域相比，大湾区做得非常好。不过，我觉得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一定要有危机感。美国科技与经济发展迅速，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社会。恐惧堕落是一种进步的动力。我们广东也要有危机感，粤港澳大湾区要有危机感，香港要有危机感。

粤港澳大湾区的天然比较对象是另外三个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展望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非常不错。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我们一穷二白，如今已经打下了非常丰富的物质基础。尽管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人实际上能取得多大进步，取决于想取得多大进步。因此，我们的中产阶级要有文化想象力，不要总满足于物质中产，而是要争取文化中产。如果没有没文化想象力，就会缺乏进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