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专栏丨数字化服务新质生产力变革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笔者认为，新质生产力强调了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传统三要素的更新迭代，并突出了劳动对象在产业、市场、组织等方面的创新演变，同时也涵盖了生产关系的优化配置。

另外，通常认为的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理论和实践中，数字化已经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变革的核心力量。

其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劳动者的技能改善，这也是最为基础的生产力要素。事实上，数字化时代伴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快速发展，有可能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的脑力与体力束缚，促进劳动力综合质量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改进，释放劳动力智能化发展的“新红利”。当然，学界存在争议的是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一部分结构性失业，但显然数字化同样拓展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在变革中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基于生成式AI大模型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的支撑，“数字员工”和“虚拟人”也可能成为全新的数字化劳动力，承担批量化、标准化、重复性工作，从而提高经济活动运行效率。

其二，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生产资料的升级，由此数据要素也成为促进新增长模式的重要抓手。自从中央颁布“数据二十条”以来，数据要素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逐渐加速，并且在近期迎来数据要素“入表”并作为数据资产的一系列尝试。实际上，数据要素已经成为支撑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仅可以替代原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的供给不足，而且能够通过改善生产函数、优化其他要素的配置方式，更好地改善经济投入产出效率。当然，要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全新要素保障，一是需继续把数据改造为标准的生产资料，二是充分融入到生产力发挥效能的全过程中。

其三，数字化也促使新生产关系升级优化。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制度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需要新生产关系，而数字化对后者也带来深远影响。事实上，数字经济正在引发类似于蒸汽革命和电气革命同样的重大社会变革，使经济制度和底层逻辑得以重新梳理，也在重塑着经济社会治理新模式，优化了生产者与消费者间、不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同时，数字化也对于传统的资源所有权与分配规则带来冲击和影响，最终有利于更高效地组织经济活动。

其四，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对象需要依托于新产业，对此数字化也大有可为。一则，数字产业化代表了“高精尖”的数字经济部分，充分体现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有助于经济内生动力增强；二则，产业数字化则助推传统产业的升级，实现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比如数字化引领的新农业、新制造、新服务不断涌现，使越来越有限的经济资源被配置到高效领域，从而带来边际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三则，数字经济同样伴随新基建的快速发展，从而为新产业、新生产力奠定稳固基础，包括国家发改委界定的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都有助于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

其五，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市场空间的承载。我国已经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特征，201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指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笔者认为是指规模巨大、灵活多样、活力充足、国际化程度高的市场，而数字经济则进一步提升了大市场的价值。例如，数字经济强化了规模经济效应与网络效应，有助于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再如，数字化使许多不可贸易部门变为可贸易部门，并且拓展了消费者效用空间，从而衍生了新的“蓝海市场”。

其六，新质生产力需通过新型的产业组织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可以看到，数字化对于市场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也使经济活动进入到“犬牙交错”的产业组织时代，各类企业组织都逐渐呈现出网络化、平台化、开放化、融合化等趋势，原有的企业组织边界甚至被打破乃至解构。例如，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平台经济模式就具有双边与多边性、多归属性、外部性和服务性等特点，由此带来全新的商业模式变革，也引发了新竞争与新垄断的权衡。再如，系统的技术创新与数字化变革，使得创新组织更网络化、产业组织更虚拟化，也使得产业链企业跳出原有空间地理上的集聚，呈现网络虚拟集群的特征。这些都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微观“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