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拉迪：若中国实施强有力的改革，未来五年潜在增速可达7％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近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成员尼古拉斯·拉迪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有关“中国陷入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指出，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不同的是，去年，中国居民和企业部门都没有出现债务收缩，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特征不符。

他指出，一方面，中国去年，制造业、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投资额有所增长，企业部门的贷款额也在增加，说明企业的投资意愿并没有降低；另一方面，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9.0%，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6.1%，说明家庭储蓄率实际上下降了。

在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呼吁中国实施全面的一揽子市场化改革，称由此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能够使实体经济在未来15年扩大20%。对此，拉迪认为，IMF的分析“有些保守”。在他看来，如果中国经济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改革，那么未来五年将有望实现每年7%的增速。

根据IMF的分析，如果中国能够实施全面的一揽子市场化改革，那么其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在维持现状的情景下快得多。由此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能够使实体经济在未来15年扩大20%——按照目前的标准，这相当于给中国经济新增了3.5万亿美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成员尼古拉斯·拉迪（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在25日的“新型消费与内需潜力释放专题研讨会”上，他表示，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80%，未来，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仍有增长空间，特别是消费占GDP的比重。

他认为，随着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工资收入会继续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将超过GDP增速。同时，随着退休人口的增加，储蓄率可能会下降，这将有助于促进消费和为企业带来机会。此外，他认为，政府可通过增加社会支出来减少预防性储蓄。

此外，拉迪提醒，虽然新型消费受到关注，但医疗、健康、教育和文化等传统消费领域同样重要。现阶段，这些领域的消费支出增长迅速，占家庭支出的比例较高。

拉迪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政策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并为美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提供政策咨询。他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经济专家之一。

中国没有发生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

《21世纪》：近期，有关中国是否发生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引起了热议。你怎么看？

拉迪：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去年，中国消费者价格确实一度出现负增长，但主要是因为能源和食品价格回落，尤其是猪肉。去年全年，核心CPI同比上涨0.7%，但PPI呈现负增长。不过，“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论点是，面对低迷的需求和物价下跌，企业通过持续降低负债来完成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导致总需求萎缩。但我们去年在中国看到的是，制造业、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投资都在增加了，企业贷款的绝对额和占GDP的比重都增加了。同时，去年，中国消费者人均消费支出增长9.0%，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6.1%，因此，家庭储蓄率实际上下降了。如果真的发生了“日本式的衰退”，那么家庭支出应该萎靡不振。因此，无论是企业部门，还是家庭部门，都不符合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特征。

中国经济未来五年潜在增速可达7％

《21世纪》：怎么看中国中期经济增长潜力？IMF呼吁中国实施全面的一揽子市场化改革，称这将使实体经济在未来15年扩大20%。你对此有何评价？

拉迪：我认为，IMF对中国增长潜力的看法很好。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进行了分析，以延续当前政策为基线情境。在此基础上，如果中国能够推动全面改革，那么增速将会更高。在我看来，他们的预测有一点保守。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改革，那么未来五年将有望实现每年7%的增速。

美国大选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21世纪》：美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拉迪：这完全取决于选举的结果。如果拜登连任成功，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近几个月来，两国政治关系一直在改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变化。但如果特朗普当选，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因为他倾向于提高关税，不支持外向型政策，但不清楚谁将在他的政府中任职。特朗普的行动更难以预测，因此，如果他当选的话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美“小院高墙”政策对中美都没好处

《21世纪》：中美科技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吗？

拉迪：不幸的是，我想会是这样的。这是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经历的趋势。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并且不断升级，这一直是过去几年所呈现的局面。

《21世纪》：美国的“小院高墙”策略会阻碍中国的科技进步吗？你对中国有什么建议？如何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

拉迪：我认为，美国虽然在某些领域为中国的技术进步设置障碍，但实际上这些政策正在迫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给自足。所以，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小院高墙”策略都没有好处。对中国来说，激发创新活力需要给私营部门更多的空间，这是大部分创新活动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