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专访｜张丹院士：粤港澳大湾区“AI+医疗”可以走广东改革开放“两头在外”这条路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江珊 南沙报道

随着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有望在哪些赛道实现弯道超车？具有连接内外优势的粤港澳大湾区又该有何作为？

5月16日， 2024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创新论坛在广州南沙举行，多位院士、科学家，以及来自基金、保险、医药科创企业等行业的近百人参加交流。论坛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南沙开发区科学技术局指导，广州南沙科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丹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办。

活动期间，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兴湾生物首席科学家、昆翎医药联合创始人张丹接受了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今年初，张丹院士参与创办了深圳市坪山区政府的生物医药产业综合服务平台公司——深圳兴湾生物医药发展顾问有限公司。在采访中，他以丰富的科研成果转化经验，为区域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独到见解。

医疗数据资产尚待监管盘活 

南方财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可能？

张丹：人工智能在生物医药中的应用是多方面的，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提高研发的速度，能够加速药物研发的某个阶段或整个链条，二是提高成功率，三是降低成本。只要在这三个方面中至少有一个方面取得突破，人工智能的应用才具有实际意义。

目前人工智能在生物医药领域，初步还是有些效果的。比如在新药发现和疾病辅助诊断方面。有两个领域，我是看到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的。一是它在破解分子的三维结构方面表现出色，这比人类的速度要快得多。此外，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和病理切片诊断方面的应用也显示出了优越性，它能够看到的画面精细度也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视力。

我相信，如果有更多高质量的数据，人工智能可能对临床试验设计产生加速作用。目前，我们在进行临床试验设计时，很多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甚至是海量盲目的尝试。如果能够通过分析数百甚至上千个临床试验的数据，人工智能可能能够揭示一些有用的信息。

此外，还有一个人类已经意识到但尚未解决的问题，未来可以应用人工智能技术。200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代理局长Janet Woodcock就提出，我们拥有大量的动物和人类数据，但尚未明确哪种动物模型对人类的预测最为准确。这需要将动物数据和人类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对比工作还没有完成。这意味着我们现有的动物模型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回到现实，我们在药物研发中还有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人工智能还没有发挥作用。最典型的一个现实就是，到目前，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药，还没有一个进入临床三期。不是人工智能不行，可能是我们教它的数据质量还不行，或者拿不到足够的数据造成的。

南方财经：数据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目前国内医疗数据和产业合作的进展如何？

张丹：这个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比如美国在1996年就实行了《健康保险可携性和责任法案》（HIPAA隐私规则），大概有30多条病人健康信息要求被隐藏起来，然后就可以进行使用。我国也可以参考HIPAA数据合规要求，在满足个人信息保护的情况下，支持医疗数据的交换。

这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就应该组织算力、组织医药企业，和国家系统进行数据对接。这也正是中国可能在全世界最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因为中国有体制优势，医疗数据主要是在医院，而医院绝大部分是公立医院。我们国家要考虑怎么盘活这么巨大的数据资产。 

南方财经：有业内专家认为，当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模拟一名优秀医生的“直觉”时，才能算是一个聪明的人工智能，你认为这会实现吗？未来医生和人工智能之间未来的合作会是怎样的新模式？

张丹：我觉得是未来可期。比如在医生诊断方面，要分类来看这个问题。一般诊断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望闻问切”，第二是实验室检查，第三更进一步要做病理探查。“望闻问切”的一部分工作，机器能做。比如说，我参股的一家企业，能够对134个生理指标进行无创检测，生成一个“数字人”，这种情况下，有了真实、实时的数据，就能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高质量、连续不断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开发。

凡是不能找到固定的器质性病变，需要有心理上的交流的方面，我认为现在人工智能还做不到。在目前阶段，人工智能大概不会代替一个老专家、老院士，到未来的话，人工智能很可能把大部分医生都替代掉了，但是科研型医生依然需要存在。否则你怎么定义出新病种？第一个诊断出艾滋病，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吗？人工智能可能只能回答，这个病种和以往的都不一样。

生物医药是人才密集型产业

南方财经：目前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区域有哪些？

张丹：目前长三角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是最强的，其次是环渤海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在某些专科领域有优势，比如广州在鼻咽癌研究方面全国领先。

从整体上看，产业发达地区通常具备一些共同特点。首先，医学院和生命学院人才多，比如院士、国家特聘专家、青年科学家的聚集规模很大。无论是国内培养还是海外引进，人才一定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次，资金充足，尤其是投向生物医药领域的政府和市场化基金。第三，与国际接轨程度高，许多成功案例都实现了海外上市。

以美国为例，资金肯定是跟着人才走的。早年最成功的生物制药公司多数位于西海岸。但是后来逐渐发展，东部的波士顿政府加大了对麻省理工科研团队的支持，通过政府投资、吸引投资基金、降低创业成本等措施，逆转了局面。最著名的是风投基金Flagship Pioneering就在波士顿创造了“攒局式”投资模式。他们从来不投资已经成立的公司，而是从零开始创建公司，“我有CEO、有钱，你来做首席科学家，我们一起来创建公司”。这个模式已经有许多的成功案例，比如全球知名疫苗公司莫德纳。所以钱一定是跟着人才走的。

波士顿还解决了在高成本城市鼓励创业的问题。一些房地产商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办公室租给创业者，差价以股份形式补偿。这样既降低了创业者的前期投资门槛，又为房地产商带来了长期收益。现在，全美国在波士顿投资生物医药、在旧金山投资医疗器械，这两个地方的项目投资退出比在其他城市早一年。这一年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房地产商愿意参与进来。

那么这些模式我们国内、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能不能学习起来？第一，地方提供优惠政策。美国波士顿、德国慕尼黑、英国伦敦的生物医药产业都发展得非常好，各有特点，我们地方政府应该认真研究学习。第二，我们的风投有没有本事自己“攒”公司？而不是简单搞项目赛马制，最后跟风投。我们的风投要拥有自己的科学家、自己对市场发展的判断，甚至是对未来监管政策的理解。 

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应发展“两头在外”模式

南方财经：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和人工智能医疗应用方面，有哪些发展潜力？

张丹：广东最成功的改革开放叫“两头在外”的模式。无论家具、服装、玩具，都是原创在海外、市场在海外。大湾区发展生物医药一定也是这条路。

因为中国的原创在短期内还不可能跟欧美最前沿科技比肩，这是教育体系、财政拨款体系使然。我们国家最近一两年开始允许科研人员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执行新政的时间太短，这在欧美国家已经实行20年了。

但是中国要发挥中国的优势，第一，病人资源是全世界最多；第二，政府是有为政府，敢于支持，我国政府基金规模比其他国家多，而且地方政府投资也很活跃；第三，生产能力强，目前中国CXO（药物研究、开发、生成等服务外包公司）非常强。我们在新药领域，很可能中国不是特别强在“0到1”，但是“1到10”的能力非常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早期生产、早期设计、早期临床，这与我们病人资源多、病种多、临床成本低的优势相关。“10到100”也可以放到全世界去做，因为全世界的医药市场更大。

所以说粤港澳大湾区要想弯道超车，不用跟着长三角、环渤海走，好好研究大湾区“两头在外”的模式，你就成功了。 

南方财经：香港在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中具备了哪些优势，应发挥哪些作用？

张丹：香港要加入ICH建立药监系统（又称“港版FDA”）我觉得很有用。国家药监部门加入ICH之后，为什么还需要香港加入？我认为，香港药监系统的存在，就使得大湾区在“河套”等领域，终于有了对内有国家药监局、对国际有香港药监局的一个联动体系。再加上刚才我说的“两头在外”模式，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就有可能爆发增长。

当然这个过程中，“数据过河”问题必须解决。因为大湾区其实人工智能技术非常强，但是它只有算法不行，必须得有高质量的数据，得让它有“食品”不断地吃，才能长大。

南沙应努力在狭窄赛道当“世界第一”

南方财经：你也在帮助大湾区内的地方政府部门招商引资。广州南沙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步较慢，对于南沙如何与兄弟尝试区域密切合作，有哪些建议？

张丹：很简单。第一条，人家做成功的，不要去学。要找全国、全世界可以弥补的地方着手。比如南沙提出聚焦细胞和基因赛道，这些领域确实是全世界都有巨大需求，提的方向是对的。那就要看，这里有什么优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政策能够吸引别人。第二条，细胞和基因治疗是个大领域，南沙要找这些领域的全球顶尖专家协助，再进一步制定细分赛道。不需要全赢，能够在某一个狭窄赛道中做到全世界第一就赢了。

在具体招商引资选项目上，我也建议，一是要站在市场回报角度来评估项目，可以优先招一些投资回报期没那么长、成功率较高的领域，不要总想着做那些投资周期需要10年以上、最难的，二是聚焦病种，根据广州优势资源，以及南沙周围能获取到的资源，选出更适合南沙培育的细胞和基因治疗项目。究竟是做哪个病、做人还是非人，还是做工具设备，我觉得都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细分，做到精准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