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Eyes on China｜专访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收入增长是提振消费的核心，财政转移支付有助缩小收入差距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袁思杰 香港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同时，全会公报提及要落实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

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16836亿元，同比增长5.0%。

近日，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宏观角度来看，居民收入增长或居民收入预期的改善是提振消费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大家才会考虑消费。”

在朱海斌看来，目前刺激消费的政策选择众多，关键在于如何用好现有的政策空间。他建议，新质生产力可以赋能服务业升级转型，通过调整和完善服务业行业政策，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的空间。同时，还可以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房地产收储转化等各种形式的财政转移支付来提振消费，并以此缩小收入差距，而不是简单地采取“全民发钱”的办法。

外贸是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的一大亮点。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其中，出口12.13万亿元，增长6.9％。

“尽管下半年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但是我们对今年我国出口的整体形势还是持较乐观的看法。从净出口来看，今年预计对GDP还是会维持正向的贡献。”朱海斌对记者表示。

如何看待半年度的经济表现？下一步政策应如何发力扩大内需？如何看待我国外贸和”新三样“出口的发展前景？下半年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将如何走向？就这些备受关注的话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

下半年经济政策需针对性调整

《21世纪》：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您如何评价我国上半年经济运行的表现？

朱海斌：对标今年5%的全年增长目标，上半年5%的经济增速跟年初预期相比是有进步的。但是从上半年的具体情况来看，一季度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但二季度增长比预期弱。三中全会公报也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从基数来看，去年下半年的数据是偏高的，今年如果要达到5%的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还需在政策上做出更有针对性的调整。

从年初到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来讲，中国经济结构在转型过程中的强弱差异是比较突出的。比如，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高于全年GDP的增速。另外在投资方面，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接近10%。此外，上半年出口增长的表现也十分亮眼。这是经济方面的一些亮点。

但经济方面相对较弱的部分也比较突出。房地产在今年上半年仍然处于低迷的状态；消费还未稳定，且复苏的整体趋势偏弱。同时，今年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相比工业增加值增速均相对偏弱。所以，经济方面发展不均衡、发展趋势不稳定的问题仍然存在。

财政政策可在收入分配中发挥积极作用

《21世纪》：三中全会公报提到了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您认为下一步政策应如何有效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

朱海斌：从宏观角度来看，居民收入增长或居民收入预期的改善是提振消费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大家才会考虑下一步的消费。所以要解决消费问题，有几个主要途径：

第一，在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分配中，收入在GDP中占比必须要提升。第二，要缩小贫富差距，尤其是减少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第三，随着目前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费的内容也在变化。所以，要提升消费必须从以下三方面发力。

其一，就业方面，我们在经济结构转型中鼓励制造业升级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从整体的宏观结构来看，这两年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下降，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占比在提升。从单位GDP增长产生的就业机会来看，服务业通常高于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资本投入比例较高，所以劳动者收入在其中的占比较小，而在相同单位GDP增长的情况下，服务业可以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岗位。所以我们建议新质生产力不仅要赋能制造业的升级，在新行业、新技术进行突破，也要赋能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创造新的经济商业模式，这样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的空间。

其二，缩小收入差距。三中全会公报提到很多相关的政策，比如如何做好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和乡村振兴。除了收入差距，另外还有两个方面也很关键，一个是地区间的差距，比如东部和中西部的地区差距，另一个是城乡差距。三中全会公报中在这些方面有明确的内容，比如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这些可以作为政策执行下一步的重点。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改善居民收入分配。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比如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但是，转移支付不一定是前两年讨论的直接发钱，因其效果可能是偏短期的。

我们建议，针对相对中低收入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想办法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统一。把农村目前相对偏低的社会保障抬高，这也是一种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另外，可以在房地产市场上收储，然后将其转化成保障房或公租房，以此推动户籍改革和新型城镇化，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转移支付。这种方式是以政府的财政资金去支持保障房，让农民工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尽快地实现市民化，这也会带动消费。

其三，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根据目前的社会发展，创造更多新的消费模式。比如针对人口老龄化，现在养老类消费是供应不足的。另外，针对出生率下降的情况，可以考虑推出一些鼓励生育和刺激消费相结合的财政支持措施。

总的来说，刺激消费的政策并非只有单一的发钱或发消费券，而是有众多的政策选择。关键在于，下一步是否能够运用好目前的政策空间，在这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上半年出口表现亮眼，拉动制造业投资

《21世纪》：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6.9%。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朱海斌：上半年出口表现优异的背后有几大因素。第一，一季度全球经济相比去年四季度有所好转，全球的外需整体处在比较有利的环境。第二，在出口竞争力方面，在全球多数国家面临通胀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价格下降增强了出口竞争力。第三，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出口多样性和分散化方面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

在出口的地区方面，在过去5到10年中，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出现下降，而新市场国家的占比明显上升，特别是对俄罗斯，以及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出口。此外，在出口产品方面，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这三样的出口占比，已从2017年和2018年的不到1%，增加至现在的超过6%，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方面的韧性。

尽管下半年我国出口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但是我们对今年出口的整体形势还是持较乐观的看法。从净出口来看，今年预计对GDP还是会维持正向的贡献。放眼全球，下半年外部经济可能会出现走弱，尽管美国预计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会实现软着陆；最近也有一些迹象显示，全球贸易方面的争端可能也会上升。这些因素预料会对中国出口产生一些影响，但在短期内预计不会带来实质性的风险。

《21世纪》：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您怎么看待“新三样”等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

朱海斌：从“新三样”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需要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产业发展中通常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新能源汽车和电池领域，领先的企业往往是民企。这表明，民企与国企之间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技术路径上的创新也非常重要。尽管在传统的燃油车领域，如引擎等关键技术上我们仍然面临一些技术障碍，但是新能源汽车成功地规避了障碍，开创了一个新的技术路径，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竞争平台，使得所有参与者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由此，中国企业能够突围的机会明显会上升。

另外，我们观察到去年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增速也是非常显著的。比如近期有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在泰国成功开设工厂的案例，近年来泰国政府对电动车发展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这为中国企业进入泰国市场提供了机遇。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拥有强大的技术基础和制造能力，而泰国本土企业在这方面相对欠缺，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填补市场空缺的机会。这个成功案例，受益于出海目标地区的政策支持，若把本地企业缺乏而中国企业占优的生产和技术优势几个因素相结合，可以为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在三中全会公报里也提到，要推动外贸创造一些新的路径。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成功案例为我们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合作共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1世纪》：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您认为有什么因素支撑了上半年投资端，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朱海斌：投资领域内的分化其实是较为明显的，投资的整体情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各细项下的显著对比。就主要板块来看，制造业投资表现最好，在今年上半年创造了9.5%的同比增速；地产版块则表现最弱；基建投资在去年和制造业投资基本持平，但今年上半年只有略高于5%的同比增速。这是三大版块的整体情况。

在我看来，制造业投资表现强劲的背后有两大原因。第一是政策支持，如高新科技制造业投资在制造业投资中相对表现突出。此外，制造业的强劲与出口增长也有一定的关系。即便没有直接受惠于政策，但是在一些出口行业，外需的好转也在拉动制造业投资。对比来看，基建投资在上半年出现走缓，可能与专项债发行滞后有关。在这方面，今年下半年政策可以考虑“加力”。

进一步降息降准有空间也有必要性

《21世纪》：展望下半年，您认为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如何走向？将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朱海斌：财政端当下的核心要务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年全国两会上批准的财政政策空间。目前的专项债发行与往年相比，进度明显是偏慢的。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追加一些措施，我认为可以在当前央地财政之间的关系上做一些调整，尤其是目前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相对较大。在当前的财税改革中，如何通过央地关系的重新调整，尽快让地方政府走出当下的财政困境，并实现轻装上阵。我认为这是下半年，或者说在未来几年的财税改革中，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之一。至于今年下半年，财政端可能还是要先充分利用当下的空间。

关于货币政策，我认为目前依然有空间和有必要进一步降息降准。考虑到当下外部的经济环境，最近美国的通胀出现下行，美联储降息的时间点也在逐步明朗化。如果说上半年因为要保持内外均衡，同时考虑内外因素而影响货币政策的选择，那么在下半年，随着美联储政策逐步明朗化，中国货币政策的空间可能会因此打开。

（实习生温博宇、姚力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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