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将县域和核心镇作为重要支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莎 北京报道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能消除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的障碍，还能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在近日举行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首发式”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原二级巡视员潘玛莉如是说道。潘玛莉认为，当前应集中力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进行系统部署，其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后简称《行动计划》）印发，进一步明确未来五年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路线图”。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邵益生在研讨会上表示，城乡融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方面，还存在许多制度和政策层面的障碍。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农民工进城落户“单向流动”政策进展较大，而城市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还不够明确，乡村全面振兴还面临许多挑战。

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原司长秦玉才表示，当前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为此，需要加快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促进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重点改革领域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土地制度改革要实现城乡土地权利平等，放开准入，公平分享；资本要素市场化要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农村，提高农村资本回报率；劳动力要素市场一体化要尊重农民落户意愿，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并完善配套制度，确保农民在城市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江山舞表示，要按照“离乡不离土”与“离乡又离土”分类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待遇，探索“人地钱挂钩”政策的配套激励制度，与农村“三权”分置改革相结合，提高落户积极性。过去十年农村人口的进城方式、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亟待城市经济、教育、住房等系统进行适应性转变。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表示，要树立“大城镇化”的视野，避免陷入“就城镇论城镇”。聚焦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和城市生活品质，对此前自发的、局部的、阶段性的各类体制机制改革经验进行系统整合和优化集成。同时着力解决有关政策、法规、规划、意见在城镇化建设中的相互掣肘和矛盾关系，不断提升政策质量和治理效能，努力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薛永基表示，要将县域和核心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体制机制方面协同发力，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既是城镇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地区的增长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乡二元属性，是吸纳区域流动人口和资本的重要载体。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也很关键。秦玉才指出，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需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融合，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持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成为发展中的关键议题。邵益生表示，城乡发展安全韧性问题中有很大误区，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趋势，思路应由改变转为适应，提高应急应对能力，避免灾损。

“尽管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城市品质的提升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仍是城市发展的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城市安全韧性不足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老化、建筑格局问题、工程质量问题、应急设施不足、专业知识缺乏和监管不力等。

对此，范恒山认为，要增强安全意识，将安全视为发展的前提，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加强工程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和安全标准；要优化建筑格局，改善城市居住和生态环境，减少安全风险；要夯实科技支撑，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提升风险管理能力；要强化体制约束，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等。范恒山呼吁政府、专业机构和全体市民共同努力，通过系统性地改进，提升城市对灾害的抵御能力和恢复力。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表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而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经济环境。面向未来，需要重视科技创新与市场化应用的结合，同时确保发展进程中的开放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将推动形成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