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六大行等待“注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欣 见习记者程维妙 北京报道

近日，六大行将获“注资”一事引起市场强烈反响。

9月24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出，将对6家大型商业银行增强核心一级资本，按照统筹推进，分期分批有序实施，持续督促大型商业银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资本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能力。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相比21世纪初国家助力四大国有行上市而对其“注资”，本轮针对六大行的“注资”是在金融持续让利实体经济、银行业利润增速下降、通过利润留存补充资本的空间受到挤压的背景下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是由监管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应对未来风险，保持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本次注资或将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注资、定向增发、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进行。

充足的资本实力是银行信贷投放的基石，也是抵御风险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监管部门开展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核心重点。近年来，经营环境承压叠加严监管，银行“补血”需求大，从长远来看，内源性资本补充是根本之策。但在利润水平受限的情况下，拓展外源性资本补充也非常重要。

主动应对未来风险，保持金融体系平稳运行

事实上，这并非国有银行历史上首次获得定向“注资”。上世纪90年代末，国有四大行不良率曾一度在20%以上的高位。为了配合四大行上市，有关部门曾启动2700亿元特殊国债发行，定向为工农中建四大行“补血”。此外，2003—2008年，中央汇金以外汇储备累计为四大行注资790亿美元。

本次注资则是明确提出要增强6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邮储六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84%、14.01%、11.13%、12.03%、10.3%、9.28%。其中，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5家国有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2023年末均有所提升。

从数据来看，六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满足监管要求，但为何还要进行资本补充？ 

中金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表示，近年来国有大行贷款增速较快，高于中小银行，但息差降幅更为明显，截至今年上半年国有大行净息差同比下降约20个bp至1.5%左右。此外，银行还需要通过利润和拨备消化不良资产。因此，大型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承压。林英奇表示，核心一级资本仅能通过内生利润或外部权益融资补充，不能通过发行资本债券补充，故新一轮注资有望缓解大型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压力。

李云泽在上述发布会上表示：“大型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主要监管指标处于健康区间。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主要依靠自身利润留存的方式来增加资本，但随着银行减费让利的力度不断加大，净息差有所收窄、利润增速逐步放缓，需要统筹内部和外部等多种渠道来充实资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李广子表示，前几轮国有大行注资旨在帮助国有大行消化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是一种被动行为。本次注资是一种主动行为，旨在应对未来风险的前瞻性举措。

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高级副总监潘姝月认为，本次增加核心一级资本除了能够缓解商业银行盈利增速放缓带来的资本补充压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外，还能增强大型银行实力，稳定金融体系。“对六大行增加核心一级资本，可以提升其资本充足率，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在当下经济环境下保持稳健经营，保障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潘姝月称。

“防风险可能更大一些。”提及“注资”原因，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也对记者表示，目前大型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近年伴随房地产业暴雷、房价下行，房地产业不良在一些中小行的报表中已有体现；二是普惠金融，前些年高速增长，但近年在经济增速趋缓情况下，不良暴露速度也有所加快；三是当前银行接管合并是一个大趋势，主要是大型银行吸收或重组有风险的小行，但兼并后完全消除风险还需要时间。为了预防和避免这类情况，通过注资来提高大型银行抗风险能力。

此外，李云泽在9月24日的发布会还提到，拟采取措施扩大大型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有分析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由于股权投资业务对银行资本消耗较大，大型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助于所属资产投资公司更好地开展股权投资业务，进而支持科技创新。

注资总额预估至少千亿级，或以结合财政方式开启

对于注资路径的猜想，业内已经有几种说法。

对于本轮“注资”六大行的方式，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高级副总监王宏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金融让利实体经济、全球系统重要性资本管理要求、净息差收窄等背景下，六大行内资本补充存在一定压力，本次注资或将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注资、定向增发、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进行，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将根据当前监管政策及各家银行实际发展情况而“因行施策”。

王宏伟认为，考虑到此前我国有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商业银行资本的先例，同时2020年以来已有20多个省、市（区）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本次重启发行特别国债为六大行补血的方式是可行的。他同时指出，特别国债具有灵活性高、规模大、融资成本低、减轻财政压力等优势。

中国银河证券分析师张一纬表示，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国有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77%。除了稳息差、保持合理利润之外，后续增加核心一级资本的方式会逐步转向外源式补充和财政结合。目前常见的方式包括再融资和可转债转股，考虑到银行目前均处于破净状态，市场化融资面临制约。结合历史经验，不排除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并由财政部注资、股东增资、外汇储备注资等方式进行增资。

“本轮‘注资’总额预估至少在千亿级，近年来，多地已密集启动地方政府专项债，为辖内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把级别提升到中央层面，就是国债补充大行资本。”一位金融行业资深研究人士亦称，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注资”六大行是可行的。

经营环境承压叠加严监管，银行“补血”需求大

2003年国有大行股改前，国有大行总资产规模不超过25万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国有大行总资产合计超过180万亿元。也就是说，与20年前获得注资时相比，当前国有大行的资产规模已翻7倍有余。

伴随资产规模扩张，势必带来资本消耗。除了资产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本补充需求外，当前商业银行还面临着严峻的资本补充挑战：一方面经营环境承压，制约内源资本积累能力；另一方面，监管强化加大了银行资本补充的压力。

从经营环境来看，目前全行业面临的净息差收窄导致利润增速放缓，对内源性资本补充构成一定压力。据统计，42家A股上市银行中，有4家上半年息差跌破1.3%，厦门银行最低，净息差仅为1.14%。此外，信贷投放力度加强、中收下降、新“国九条”鼓励上市公司提高分红水平等，都会影响银行利润留存。

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更大。一方面，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显著低于大型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国有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8.31%，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分别为13.61%、12.71%、13.08%。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尤其是非上市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相对有限，成本也普遍高于大型银行。

7月7日，在新金融联盟举办的“新形势下中小银行的稳健发展与资本补充”内部研讨会上，光大银行副行长、首席财务官刘彦提到：“要保证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下降，ROE需维持在10%以上；而要维持ROE在10%以上，净息差需要保持在1.74%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8月17日，央行在第二季度货币执行报告中的专栏中提到，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主要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以及向股东分红，并通过资本的杠杆作用再次作用于实体经济。相对而言，国内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少、难点多、进展慢，存在较大资本缺口。

从监管情况来看，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资管新规、金融资产分类规则日趋严格，严监管下银行面临着资产风险权重上升、表外业务回表的巨大压力，这又进一步加速了银行的资本消耗。

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后，国有大行曾因回表压力、信贷投放、不良处置等出现资本吃紧，当时频现单笔千亿“补血”方案。

2021年我国首批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公布，对名单内银行分组提出额外的附加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分一至五组，分别适用0.25%、0.5%、0.75%、1%和1.5%的附加资本要求。以第四组工农中建四家国有银行为例，对应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在8.5%以上。

2024年1月1日起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银行资本补充提出了更高要求：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5%、一级资本充足率6%、资本充足率8%。此外，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也就是说，所有银行都需要在最低资本要求上再加2.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7.5%（核心一级）、8.5%（一级）和10.5%以上。系统性重要银行还要在此基础上满足附加资本需求以及额外杠杆率等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资本补充工具TLAC（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今年在国内落地，对入选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年11月，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均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G-SIBs），交行于2023年首次入选。按照监管要求，工、建、农、中四大行需在2025年1月1日之前满足TLAC风险加权比率不低于16%的水平，交通银行需在2027年之前满足TLAC风险加权比率不低于16%的水平。

保持内源性补充是根本，同时拓展外源性资本补充

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方可分为内源性补充和外源性补充。内源性渠道主要是银行每年的留存收益以及部分的超额拨备，通过留存盈余的方式相对简单，银行只需将税后净利润转入留存盈余账户即可，减少了发行股票、债券所需的筹资费用。

对应不同层次的监管需求，商业银行资本外源性渠道分为四类：对于核心一级资本而言，主要包括配股、定向增发、可转债、专项债-间接入股模式；对于其他一级资本而言，主要包括永续债、优先股、专项债-转股协议存款模式；二级资本则主要依靠二级资本债，总损失吸收能力则对应TLAC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内源性资本补充是商业银行进行资本补充的根本，这依赖于商业银行可持续的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

早在2023年8月17日，央行在第二季度货币执行报告中的专栏中提到，由于目前A股上市银行的平均市净率（P/B）为0.58，通过发行普通股等外部渠道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能力较为有限。因此，在拓展外源资本补充渠道的同时，保持内源资本补充能力尤为重要，而维持一定的利润增长是内源补充资本的重要方式，有助于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的能力，维护境内外投资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信心。

对于保持内源资本补充能力，平安银行副行长、首席财务官项有志认为，以中小银行为例，其要根据自身经营管理基础和市场环境，找准定位，通过业务、产品和服务，打造差异化经营优势。在资产端，做好做足“五篇大文章”，持续加大对制造业、绿色产业、普惠小微、高新产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适度下沉经营小微、民营等客群，提高收益。在负债端，优化存款结构，提高负债来源多样性。

“要提高内控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强合规文化建设。”一位监管专家称，合规也是生产力，减少处罚就是增加利润，同时降低声誉风险，巩固正面市场形象，提高竞争力。

一家银行首席财务官建议，差异化处理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发行程序。此外，二级债相对易发，建议拓宽社保投资范围，将除六大国有行及中信、光大两家股份行外的其他优质银行的永续债及商业银行二级债纳入社保可投资范围，进一步放宽投资限制，设定明确的投资标准。

另有银行人士建议，进一步拉长地方政府专项债期限或拓宽专项债资金用途，比如发行永续型、专项债，或者用这些资金直接消化不良，从而提升外源性资本补充效率。

此外，发展资本节约型业务、探索低资本消耗模式也是有效解决资本充足问题的办法。例如建行管理层在今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该行一直秉承稳健审慎的资本管理策略，推行资本集约化经营；邮储银行管理层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该行灵活有效地加强资本管理，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