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复旦医学院副院长、医专委主任朱同玉：合理配置护理资源，解决“无陪护病房”多样化需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上海报道 

国家医保局去年推出的“免陪护病房”试点政策，正在全国多个地区加速实施。

此前，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旨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多层次和高品质护理服务的需求，减轻患者在院期间家属的陪护压力，有效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上海决定在三级医疗机构中率先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3月15日，首期陪诊师试点培训班已经顺利完成。

“随着上海乃至全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医疗服务需求变得日益多样化，陪诊师逐渐成为医疗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诊师的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患者的就医体验和服务质量。”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兼医专委主任朱同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加强对陪诊师的职业培训和资格认证，并将陪诊服务与社区医疗、居家养老等服务相结合，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网络。

所谓的“免陪护病房”模式，是指通过专业护理人员替代家属陪护，目的是减轻患者家庭的负担，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

然而，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两个核心问题逐渐显现：如何精确筛选适合该服务的患者？如何在政府指导价的框架内平衡服务的公益性与可持续性？针对这些问题，朱同玉院长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下称“21世纪”）记者的专访。

从“粗放准入”到“精准分层”

近年来，国家推出多项政策，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服务，并推动陪诊行业的规范化发展。特别是在“免陪护病房”试点政策的实施方面，近期多个地区明确以“病情稳定但需生活护理”为基准线。

21世纪：鉴于上海作为医疗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其在推进“免陪护病房”试点过程中，如何挑选试点医院及病区？是否将特定科室（如术后康复、老年病、肿瘤等）作为试点的优先选择？

朱同玉：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的“无陪护病房”试点政策，确实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回应了民众的需求，并且贴合上海的实际情况。鉴于上海有四十多家三级甲等医院，位居全国前列，外地患者数量全国最多，作为疑难杂症的集中地，上海对“无陪护病房”的需求极为迫切。

然而，由于护工短缺和培训不足，目前尚无法在所有病房中推广“无陪护病房”。因此，我们从试点病房开始，具体在哪些病房将试点，会由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具体政策指导。有些病房对“无陪护病房”的需求尤为迫切，例如监护室，这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场所，因此将监护室率先纳入“无陪护病房”是迫切需求。对于较重的需要一级护理的患者，如手术后患者，往往术后自理能力较差，需要他人帮助。这些患者也是我们首先需要提供“无陪护”服务的对象。当然，具体标准将由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21世纪：免陪护服务需要大量专业护理人员的支持，但上海部分三甲医院已面临护理人员紧张的问题。试点中如何解决人员缺口？是否探索“共享护理团队”“智能化辅助照护”等新模式？

朱同玉：我们知道上海护理队伍的紧缺，特别是在大型医院，重症患者众多。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扩大护理服务的规模，增加护士的数量。其次，强化培训是关键。护理工作涵盖了多样化的需求，其中生活护理可以由护理员来完成，而专业护理，比如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的护理，则必须由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员来执行。

实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香港，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实施了“专家护士”Nurse specialist的概念。建立一个多层次的护理体系变得至关重要，我们需要采取多元化的策略来缓解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并更高效地分配护理资源。但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加大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力度，让更多的人能够胜任护理工作，肩负起这一重要的责任。

21世纪：上海近年来同时推进“互联网+护理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免陪护病房如何与这些既有政策联动，构建分级护理体系？

朱同玉：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护理本质上也是分层次的，从病房的一级护理到二级护理、三级护理以及家庭护理等。你刚才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未来可能发挥的作用。目前，我们有互联网医院、互联网护理平台等新兴事物。未来，我相信人工智能护理，甚至人形机器人，将在3到5年内逐步进入家庭，帮助解决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

成本核算与支付创新并行

在以往，住院患者若需获得生活护理服务，往往会选择雇佣护工。然而，护工的费用并不菲。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聘请一位护工的日常费用至少需300元，这无疑构成了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若患者住院时较长，护工费用可能超过住院费用本身。

然而，随着无陪护制度的推行，情况已有所转变。现有调研情况显示，如果医院取消护工制度，转而由专业的护理人员提供标准化的陪护服务，每日陪护费用大约只需60元。对于患者而言，一个月的陪护费用仅需1800元，相较于以往，每月可节省数千元。

然而，也有业内人士直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人力成本占比超过60%，部分医院正面临亏损的风险。因此，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价模型，对于实现试点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21世纪：在制定上海“免陪招呼服务”的政府指导价时，如何在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定位与运营成本（包括人力、耗材、管理等）之间找到平衡点？

朱同玉：构建定价体系乃决定未来能否实现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全国“两会”期间，我提交了一份提案，初步探讨了护工培训、分级及收费问题。此问题的解决需要卫健部门、医保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谋划策，多方参与制定。关于减轻患者负担，是否可以将具有一定医疗技术含量的生活护理纳入医保，例如一定比例，如10%、20%等，这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制定。

同时，我也注意到，目前无陪护病房的医保定价尚未全面覆盖，尚且处于试点阶段。未来是否会有更广泛的覆盖，或者得到多方支持，以解决患者家庭负担问题，这需要我们共同探讨。

21世纪：在目前上海的试点中，免陪护服务费用是由医保基金、患者自付、补助按何种比例分担？对于低收入群体是否有额外补偿机制？

朱同玉：社会和谐发展之实现，需仰赖多方面的支持。以医疗保险为例，我国的医保体系主要旨在保障民众的基本医疗需求，然而单凭医保体系难以解决所有医疗问题。任何问题的妥善解决，均非单一力量所能独立完成，而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诸如保险、慈善机构以及家庭个人，皆应发挥作用，毕竟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着较大的照顾责任，而社会则提供必要的辅助。因此，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对于解决供需之间的矛盾至关重要。

21世纪：政府指导价是否会影响民营医院或社会化护理机构的参与意愿？上海是否会探索“公建民营”“专项补贴”等模式以扩大服务供给？

朱同玉：我认为这是一条可行之路。因为指导价适用于不同的范围、不同的病房、不同的护理体系。当前的指导价在价格平衡体系上具有很好的价值。但对于一些特殊需求的患者，可能需要在指导价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浮动，以更合理地制定价格。

从政策驱动到生态重构

免陪护病房试点的价值，不仅在于减轻家庭陪护的负担，更在于探索医疗护理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上海在这方面也持续进行着探索。例如，在医保支付创新方面，DRG改革下的“护理附加费”试点成为一大方向。

上海市将免陪护服务纳入DRG病组支付体系，对符合条件的病种允许附加10%~15%的护理支付权重。例如，关节置换术患者若选择免陪护病房，医保额外支付800元/例，以填补医院成本缺口。试点首月，相关术式患者选择免陪护的比例从12%跃升至41%。

只有通过精细化患者筛选、创新价格机制、构建产业生态，才能使“免陪护病房”这一模式从政策概念转化为可持续的民生工程。这也要求医院管理层思考，如何平衡公益属性与市场规律，这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21世纪：作为医学院负责人，您认为现有的护理教育体系能否满足免陪护服务对专业能力（如重症监护、心理疏导）的需求？是否需要增设专科护理培训项目？

朱同玉：实际上，我们正致力于此方向的改进。医学院不仅致力于培养我们的专业知识，还致力于培育我们的人文关怀精神，并在护理科学领域进行深入探索。社会需求多样，我们需提供专业的护理、陪护、护工等不同体系的服务。在这些体系中，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以实现这一宏伟事业。

21世纪：上海试点中哪些经验可以提炼为标准化模板（如定价模型、质控模型）？您认为是否有必要推动免陪护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

朱同玉：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数年，实际上，我们每年都在提出相关的提案和政策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不仅出版了专著，编写了专业书籍，还在制定一些相关标准。何时能将“团标升为地标、地标升为国标”？形成我们国家一个相对可行的标准规范，对大家的执行和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都会有一个积极的指导作用。

21世纪：在免陪护模式下，若患者出现意外，医院与家属的责任如何划分？试点中是否建立了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如护理流程标准化、电子化记录）？

朱同玉：鉴于这是一个新兴领域，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的情况，我们必须确定问题是在家庭、送医途中还是在医院产生的。若问题出现在医院，我们需审视医院是否履行了其职责和义务。例如，我们是否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教育和提示，是否配备了适当的硬件设施？若这些措施都已到位，那么责任应由未能履行职责的一方承担。

在全国“两会”期间，我们注意到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案例表现得就很合理。如果医院在发生问题时已经完全履行了其职责，实际上它不应承担责任，责任应由那些未能履行职责的一方承担。目前，我们的法律体系正变得越来越完善、人性化和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