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专栏丨美国实施“对等关税”长期效果或适得其反

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多国加征“对等关税”的冲击波持续发酵。4月7日，亚太股市开盘集体下行，日经225指数一度跌超9%、触发熔断机制，美股期货延续暴跌模式，大宗商品与加密货币市场同步崩盘。

此次，美国从产业、商品、国家三个维度的关税升级和叠加方式，正以颠覆性的单边主义逻辑重构国际贸易规则，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金融市场造成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冲击。

本轮全球冲击或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对等关税”政策出台之后，已经给美国资本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市场恐慌导致的避险情绪日益攀升，美股接连几天大幅下跌，并通过全球资本流动的链条传导至亚洲市场。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高度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投资者对贸易环境急剧变化的预期导致市场调整资产组合，大量抛售股票而买国债或流出本国市场，这直接触发日韩股市熔断机制。此外，进口成本上升可能导致美国企业进一步裁员，同时构成了海外产业链向美国转移的阻力，这更加剧了市场对亚洲部分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试图通过现行的关税政策（预计年收益超1万亿美元）来缓解财政赤字，同时借股市下跌、施压美联储降息以降低债务成本。然而，因加关税带来的美元升值可能会削弱美国产业的竞争力和税基的稳定，反而导致其贸易逆差增加，暴露出关税政策打破了美国政策体系“一致性和协调性”的能力，让政策工具间的内在冲突问题越发严重。而且这届美国政府过度自信和过低的纠偏能力，也可能会带来损人害己的结果。

基于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我们可以非常快地做出判断，关税带来的一定是本国经济衰退压力，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采取这样的关税手段，让自己的国家走向兴旺。这种急功近利的关税手段似乎能让美国政府产生在短期内获得利益的错觉，而这种错觉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本届美国政府或许认为，通过关税进行产业保护，国内的企业在短期内面临的进口竞争压力可能会减小，进而获得更多市场份额，有助于美国企业维持短期的生产和就业。而且，美国政府可能希望通过采取范围极其广阔的关税政策，改变其长期贸易失衡的压力。但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关税等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能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而且这还极大提升了美国产业回归的调整成本。

其次，这种急功近利的关税手段，看上去是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美国政府当前巨大的财政压力，但从长期来看效果则适得其反，容易“引火烧身”。这种关税完全破坏了全球多边主义的框架体系，破坏了世界以往基于比较优势、贸易和直接投资构建的最高效的全球价值链渠道，造成各国企业的商业成本的上升和利润空间下降，更可能加重收入的下降和消费的不足。此外，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共识，关税会导致美国消费者多元化选择的能力降低。而关税又推动价格扭曲，造成美国通胀问题。所以关税对供求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冲击作用，会给美国带来非常严重的滞胀风险。甚至滞胀的经济压力会转变为美国政府更多的政治压力，加剧其国内社会利益冲突，并带来地缘政治不稳定的问题。

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关税手段会导致全球总需求不足的严峻挑战，而总需求不足则会带来总供给的衰退和经济增长的放缓，那么所期待的就业场景改善、美国利益重新回归的愿望就无法实现。

“美国利益至上”正冲击全球价值链

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旨在吸引制造业回流，但当前全球供应链已深度整合。例如，日本电子产业对华零部件出口占比超40%，关税导致的成本上升可能迫使这些企业迁移，但短期内会引发该国投资收缩的困境。目前日韩等国出口依赖型经济所产生的结构性风险不是短期内可以通过结构优化所能化解的，如日元升值叠加关税将会削弱其汽车、精密机械等核心产业的利润，可能加速供应链的解体，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严重的下滑。还有韩国也是一样，其半导体出口在GDP中占据重要比重，中美技术脱钩风险与关税成本上升将直接冲击其支柱产业。为此，亚洲一些国家的央行可能被迫干预汇市以抑制本币升值，但此举会消耗外汇储备并引发资本管制的争议。例如，韩国2024年外汇储备已降至4000亿美元以下，干预能力很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驱动日元走高，而日元大幅升值可能又在重演日本通缩时期的困局，日本金融国际化能力弱，再加上当年的广场协议把日元和物价进行绑定：即经济弱，物价未来就会跌，汇率就要被迫反向调整，否则，美国就会认为日本政府操纵汇率掠夺美国就业机会而对日本实施严厉的贸易制裁。所以，此时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就会被动调整，以确保汇率对冲物价下跌的升值状态，市场投资者利用这个绑定效应，当相关情况出现时就会做多日元，这样则会更加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日本股市也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继续下跌。如何在关税的冲击下避免出现过去股价、汇率和经济恶性循环的状态，这是考验日本政府未来政策设计上的最大挑战。

若未来更多国家不得不对美国“对等关税”采取反制举措，那么WTO多边框架可能也会面临崩溃的风险。目前欧盟已启动“数字关税”立法，预示全球贸易规则或将分裂为多个区域性集团。再者，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印尼）的美元债务占比较高，美元升值将加重其偿债压力。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美元指数每上涨10%，新兴市场企业违约率将上升1.2个百分点。

仍应坚持合作共赢与开放发展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不仅有担当，对一些国家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加以及时反制，同时更需要推进市场开放的政策、提升产业升级方向以及经济治理能力，以此回应一些外资企业和外国政府对于“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潜在诉求，抓住不可忽视的战略机遇。笔者认为具体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中国以“制度型开放”来应对当前的“逆全球化”挑战。近年来，全球经济出现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关税壁垒、产业保护等措施，对一些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造成了干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不仅没有回避开放的承诺，反而主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并优化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以更加透明、公正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投资者。

其次，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合作机制的重构，形成更加多层次、稳定的国际合作网络。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政府间协调机制的完善，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协议，推动全球贸易规则的优化，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的冲击；二是企业深度参与合作，跨国企业不仅将中国视为消费市场，更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通过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中国经济；三是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对接，例如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中国正积极推动国际标准互认，以更高水平的市场规则提升全球合作效率。

第三，中国正在主动培育全球化新动能，以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市场竞争力。在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正加快“走出去”步伐，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例如RCEP，整合亚洲经贸合作机制)，优化海外投资布局，以减少单一市场依赖，规避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同时，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也在快速提升，推动数字经济、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进一步优化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结构。此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稳定的投资环境，使其能够在中国市场内自由流动资源，提升运营效率。

第四，中国正在建立全球风险缓冲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全球市场更加脆弱，一些国家的投资环境趋于封闭，增加了跨国企业的投资风险。而中国正通过市场多元化布局，提供更多元的投资机会，帮助企业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此外，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霸权地位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中国则通过推动货币互换网络建设(如稳步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降低跨国企业因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同时，中国也在构建更加健全的争端预防机制，为跨国企业提供更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最后，中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也在重塑全球经济合作的价值共识。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能仅仅建立在某些国家的单边利益之上，而应当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例如，中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行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互认等措施，使跨国企业能够更加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有助于构建更公平、透明的全球商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