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个人信用修复政策对个人、银行、社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于2025年10月27日在2025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发表了关于“个人信用修复政策”的重要讲话。其核心表态为：“为帮助个人加快修复信用记录，同时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的约束效力，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对于疫情以来违约在一定金额以下且已归还贷款的个人违约信息，将在征信系统中不予展示。这项措施将在履行相关的程序后，由人民银行会同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技术准备，计划在明年初执行。”

支持个人信用修复的政策措施，其意义远不止于对个体困境的纾解，它将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一连串积极的涟漪，对个人、商业银行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态产生深远而正面的影响。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旨在通过优化信用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1、对个人的积极影响：从“信用枷锁”到“重生之门”

对于那些因非主观恶意原因陷入债务困境的个人而言，这项政策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重生之门”，其核心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核心在于保护“诚实而不幸者”的合法权益。

传统的征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果论”的，即一旦发生逾期，无论原因如何，都会在个人信用报告上留下一个长达五年的负面烙印。这把无形的“信用枷锁”将许多并非恶意失信的人长期排斥在正常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央行的新政，通过明确区分违约原因，首次从国家层面承认了“不可抗力”下个人履约的困境，这本身就是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一次重大保护和肯定。它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信用惩戒的目标是恶意失信者，而不是那些努力生活却遭遇不幸的普通人。这一理念与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倡导的“为诚实而不幸者提供重生机会”的司法精神一脉相承，体现了金融监管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温度。

其次，是实实在在地帮助相关个人重建经济生活，减轻其生活与心理压力。

一旦信用记录得到修复，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重新获得信贷服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再次申请到住房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或经营性贷款，从而满足购房安家、改善生活、创业经营等一系列合理需求。据媒体援引的内部测算，该政策预计将惠及数千万因疫情受困的群体，有望释放万亿级别的潜在购买力。这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经济数据，背后是千万个家庭重燃的生活希望。修复后的信用记录还将扫清他们在求职（尤其是在金融、公务员等领域）、商业合作、甚至高消费出行等方面的障碍。从更深层次看，摆脱“失信”标签，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和自尊重建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更自信、更积极地重新融入社会经济活动。

2、对商业银行的影响：风险管理的“精准滴灌”与客户关系的“价值重塑”

对于作为信贷市场主要参与者的商业银行而言，个人信用修复政策并非简单的“放水”，而是一次推动其风险管理模式升级和客户关系策略优化的重要契机。

第一，有助于银行更精准地评估客户信用风险，优化信贷审批流程。

区分违约原因，实际上是为银行的风控模型增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过去，银行过度依赖征信报告中的历史逾期记录，可能会“误伤”大量有还款意愿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优质客户。新政策将促使银行在审批时，不能仅看“有没有逾期”，更要分析“为什么逾期”。这意味着银行需要开发更复杂的评估模型，将客户的收入稳定性、职业前景、违约后的还款行为等更多软信息纳入考量。这实际上是一种从“大水漫灌”式的粗放风控，向“精准滴灌”式的精细化管理的转变。通过精准识别出那些“诚实而不幸”的客户，银行可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其提供信贷支持，从而拓展业务边界，发掘潜在的优质客户群。

第二，有望降低银行的存量坏账处理成本和催收成本，提升资产质量。

信用修复机制本身就是一种正向激励。它告诉那些因客观原因逾期的债务人：只要你努力还清欠款，就有机会重获信用。这种“看得见的希望”将极大地提升他们的还款意愿，促使他们主动与银行协商，制定可行的还款计划。这将有效盘活一部分存量的不良或关注类贷款，将其从“死账”变为“活水”，从而降低银行的坏账损失。与传统的高成本、对抗性的催收手段相比，这种基于信任重建和激励相容的解决方案，无疑能大幅降低催收成本，并减少因催收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声誉风险。

第三，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维护与深化具有正面作用。

在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的零售银行市场，客户关系成为核心竞争力。信用修复政策为银行提供了一个重塑客户关系的绝佳机会。当客户因不可抗力陷入困境时，银行若能主动依据政策，为其提供人性化的支持（如协商延期、重组债务，并指导其进行信用修复），而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催收，无疑能赢得客户的深度信任和长期忠诚。这种“雪中送炭”建立的情感纽带，远比营销活动带来的客户黏性更为牢固。通过帮助客户渡过难关，银行不仅履行了社会责任，更是在“投资”于自己未来的长期稳定客户，实现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3、对社会整体的积极效应：激活经济“毛细血管”与构建和谐信用生态

将视野从微观的个人和机构层面，提升至宏观的社会经济层面，个人信用修复政策的积极效应更为显著和深远。

首先，它避免了“一刀切”的信用惩戒对宏观消费的潜在抑制，有助于提振消费信心，促进经济复苏。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挑战。数以千万计的个人因信用受损而被挡在消费信贷门外，他们的消费潜力被严重压抑。信用修复政策的核心经济目标，就是激活这些经济的“毛细血管”。通过修复信用，将这个庞大的群体重新纳入金融服务体系，有望直接撬动住房、汽车、大件家电等大宗消费，并带动旅游、餐饮、教育等服务消费的复苏。这种内生性的消费增长，对于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稳定经济大盘、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它推动构建一个更具“弹性”和“温度”的信用体系，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构建和谐金融环境具有长期价值。

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要有“黑名单”的刚性约束，也应有“修复”与“重生”的柔性通道。潘功胜行长的表态，正是中国信用体系从“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从单一惩戒向“惩戒与纠错并重”转型的重要标志。它承认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个体命运的脆弱性，给予那些努力纠错的人以机会，这本身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长远来看，一个有“温度”的信用体系，更能获得公众的认同和尊重，从而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诚信文化，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生态。

最后，此举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正是由于正规信用修复渠道的不畅，才催生了大量打着“征信修复”旗号的非法中介和黑灰产业。这些机构通过虚假宣传、伪造材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不仅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法律风险。央行此次推出官方、正规、免费的信用救济政策，正是“正本清源”之举。它将大大挤压非法中介的生存空间，引导公众通过合法渠道解决信用问题，从而净化市场环境，降低整个社会的信用交易成本，为构建诚信、法治的营商环境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