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评论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货币政策新思维

董希淼（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6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2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其中阐述了构建科学稳健货币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和五项任务，强调重点需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货币政策的“宽松”与“稳健”平衡点在于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这也是理解当前和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基本逻辑和走向的关键。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外部多重不确定性和复杂挑战，单一目标或短期视角的政策已无法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需要。把握和处理好三个方面关系，既是现实需要，更是长远之策。

首先，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需坚持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平衡相结合。既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平滑经济短期波动；又要加强跨周期平衡，避免政策“大放大收”。因为经济短期波动需逆周期调节，但政策用力过猛可能会带来长期副作用，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因此，应兼顾经济短期稳定与中长期转型，防止为了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健康。这表明，货币政策将更平稳连续，避免急转弯；资源将更精准流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长期领域。

其次，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应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金融自身健康。既要加大力度支持经济增长，也要加强防范重点领域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在当前，信贷增长模式正随经济结构变化，需转变依赖信贷扩张的增长模式，持续提升存量资金效率，并优化信贷投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这表明，货币投放将避免“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更关注资金空转、地方债务等风险，追求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增长。

再者，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需坚持“以我为主，兼顾外部”基本原则。中央政治局会议既强调“坚持内需主导”，又强调“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即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与发展需要，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定力，在必要时果断采取措施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有力有效地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周期外溢效应日益显著，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需将外部影响纳入考量。这表明，未来货币政策将内外兼顾，人民币汇率弹性将增强，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为应对外部冲击预留政策空间。

总体而言，强调处理好这三方面关系，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思路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目标从“数量与总量”转向“结构与效率”，不只关注广义货币（M2）或信贷规模等增长，而是强调让存量资源更高效地流向促进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领域；强调政策不仅能够应对当下的经济波动（逆周期调节），更要为未来的经济结构升级提前布局（跨周期平衡），体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和前瞻性；框架从“单目标”到“多目标”平衡，需要把握好时度效，在增长、就业、物价、汇率等多个目标中取得平衡，这对政策调控提出更高要求。

把握和处理好这三方面关系，对于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即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在长期转型中实现短期平稳，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关键领域提供稳定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二是推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在稳增长中化解风险，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从根本上夯实金融稳定基础；三是坚持开放环境下政策的自主有效性，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平衡好内外关系，保障国内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空间，同时运用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应对外部冲击。

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将从分化走向趋同，特别是美国进入降息周期，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整提供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十五五”期间，我国货币政策将在促进经济增长、风险防范、结构调整等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为实现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提供有力支持。

一方面，需淡化规模，优化结构。针对结构性矛盾，应坚持聚焦重点、有进有退的原则，科学使用、适时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更加注重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科技创新、提振消费、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增强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应坚持“以我为主”，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不同价格、数量、期限的组合，以价格型为主，实施适时适度调节。应根据经济增长、物价趋势等内外部因素变化，来进行更为灵活的调节。

最后，应健全畅通传导机制。需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增强央行政策利率的作用，畅通其向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及各类市场利率的传导；通过评估和引导，提高金融机构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能。同时，应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并提升政策透明度，做好市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