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辉耀：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标杆”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资料图）

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北京报道

“真正的高水平开放，不仅是市场准入，更是规则共建。海南若能在这一维度取得突破，将为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提供关键的制度公共产品，真正成为国家高水平开放的‘新标杆’。”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道。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当前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12月18日，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这一国家战略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王辉耀指出，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开放共识遭遇挑战的今天，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已超越区域发展范畴，成为国家主动塑造开放新优势、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抓手。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自贸港，海南承载着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区’的使命。”王辉耀表示，其探索的零关税、低税率、跨境数据流动等制度安排，不仅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样本，更向世界传递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主义的坚定立场。

他强调，在当前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海南凭借独特区位和政策集成优势，有望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辐射印太地区的重要枢纽，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韧性与话语权。

与国内其他自贸试验区相比，王辉耀认为，海南自贸港的最大独特性在于其“全域性、系统性和国际对标性”的深度融合。这种全域推进模式能真正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是其他自贸区难以复制的制度基础。

不仅如此，王辉耀指出，海南的政策设计从一开始就瞄准新加坡、迪拜等国际一流自贸港，在企业所得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跨境服务贸易等领域实施了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旨在营造接近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

封关运作叠加RCEP全面实施，为海南与东盟深化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红利。王辉耀指出，双方可依托原产地累积规则和海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构建“东盟原料—海南制造—中国消费”的产业链闭环，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

除了农业，数字经济、医疗健康和蓝色经济被王辉耀视为高潜力合作领域。他特别提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引进东盟传统医药、开展跨境医养服务提供了独特平台，而海洋经济则拥有共建面向南海的蓝色产业走廊的广阔空间。

中国参与全球化规则制定的战略支点

《21世纪》：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当前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形势下，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王辉耀：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开放共识遭遇挑战的背景下，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已超越区域发展范畴，成为国家主动塑造开放新优势、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抓手。作为中国目前唯一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自贸港，海南承载着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区”的使命，其探索的零关税、低税率、跨境数据流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等制度安排，不仅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样本，更向世界传递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主义的坚定立场。尤其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的当下，海南凭借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政策集成优势，有望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辐射印太地区的重要枢纽，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韧性与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契合“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求。它既是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强磁场”，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出海口”。通过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海南可集聚跨国企业总部、国际人才和创新资本，形成内外循环高效联动的新范式。正如我在多个场合强调的，海南不应只被视为旅游岛或政策洼地，而应被定位为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规则制定的战略支点，其成败关乎国家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开放格局。

中国探索制度型开放路径的“国家实验室”

《21世纪》：与我国其他对外开放平台或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王辉耀：海南自贸港的最大独特性在于其“全域性、系统性和国际对标性”的深度融合。不同于上海、广东等地以特定片区为载体的自贸区，海南是以全省3.54万平方公里为统一单元推进的开放形态，具备政策统一、监管协同、市场一体的天然优势，便于开展全链条、跨领域的制度集成创新。这种全域推进模式，使得海南能够避免碎片化改革的局限，真正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海关特殊监管体制，这是其他自贸区难以复制的制度基础。

同时，海南的政策设计从一开始就瞄准新加坡、迪拜等国际一流自贸港，在税收、贸易、投资、人员进出、数据流动等方面实施了更高水平的开放举措。例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最高15%的优惠税率、加工增值超30%免征关税、跨境服务贸易首推全国负面清单管理等，都是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这些政策不是孤立的“优惠包”，而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旨在营造接近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正因如此，海南不仅是产业发展的平台，更是中国探索制度型开放路径的“国家实验室”。

从传统的“通道型”向“枢纽型”升级

《21世纪》：12月18日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海南自贸港的门户作用将呈现哪些新特征？

王辉耀：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47年后，海南自贸港选在12月18日全岛封关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释放了强烈的开放信号。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海南正式从“政策构想”迈向“制度现实”，其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门户将呈现出全新的功能特征。封关后，海南实质上成为一个“境内关外”的特殊经济区域，货物、资金、人员、数据等要素将按国际规则在岛内自由流动，而与内地之间则通过“二线”实施有效管控。这一转变使得海南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岛屿，而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国际接口”，为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结算中心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制度环境。

与此同时，海南的门户功能也将从传统的“通道型”向“枢纽型”升级。一方面，它将成为外资进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跳板——企业可在海南完成产品增值、合规认证后再进入内地；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企业“借港出海”的理想平台，尤其在RCEP框架下，海南可助力企业高效布局东盟市场。此外，随着绿色金融、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在海南加速集聚，其门户作用还将体现为“未来产业策源地”，在数字规则、碳中和标准等前沿领域率先开展国际合作，形成开放与创新融合的新高地。

海南自贸港将为中国—东盟合作创造制度红利

《21世纪》：在封关背景下，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如何实现更深度的产业合作和经贸联系？哪些产业和领域最具潜力？

王辉耀：相较于新加坡等国际自贸港，海南自贸港的优势之一在于兼具自由贸易政策与国内完整产业链支撑。封关运作叠加RCEP全面实施，为海南与东盟深化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红利。双方可依托原产地累积规则和海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构建“东盟原料—海南制造—中国消费”的产业链闭环。例如，泰国的榴莲、越南的咖啡、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等热带农产品，可在海南进行精深加工、品牌包装后免税进入内地市场，大幅提升附加值。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也增强区域供应链的稳定性。

除农业外，数字经济、医疗健康和蓝色经济是另一批高潜力合作领域。海南正在推进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可与新加坡、印尼等国在跨境电商、数字支付、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共建规则互认机制。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则为引进东盟传统医药、开展跨境医养服务提供了独特平台。而在海洋经济方面，海南与东盟国家在远洋渔业、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技术等领域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尤其可通过洋浦港拓展冷链、LNG等特种物流航线，打造面向南海的蓝色产业走廊。这些合作不仅符合双方产业升级需求，也将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实体支撑。

《21世纪》：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优势为中国—东盟及RCEP区域的规则、标准、认证对接提供了可能。在具体操作中，应如何推动制度协同和高标准对接？

王辉耀：制度对接不能靠单向输出，而需通过对话、试点与共建来实现。海南可发挥“制度试验田”功能，率先在RCEP框架下开展规则协同的“小多边”实践。例如，联合新加坡、泰国、越南等意愿较强的东盟国家，在洋浦保税港区或海口综保区试点农产品检疫互认、药品注册互通、绿色产品认证互信等机制，降低企业跨境合规成本。这类“点对点”合作既能积累经验，又能规避多边谈判的复杂性。

更长远看，海南可推动建立常态化的“中国—东盟制度创新对话平台”，由政府、企业、智库共同参与，定期就数字贸易、服务标准、碳中和规则等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可依托海南高校或研究机构，为东盟国家培训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人才，提升区域整体制度兼容性。真正的高水平开放，不仅是市场准入，更是规则共建。海南若能在这一维度取得实质性突破，将为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提供关键制度公共产品。

海南应将政策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制度预期

《21世纪》：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对海南自贸港来说哪些因素最关键？海南应如何打造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让更多创新型企业和高端项目落地？

王辉耀：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关键，早已从单纯的税收优惠转向制度确定性、治理透明度和人才生态的综合竞争力。对海南而言，当务之急是将政策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制度预期。这需要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配套法规体系建设，确保外资企业在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公平竞争等方面享有与国际接轨的法治保障。我在CCG长期研究国际投资趋势，发现跨国企业最看重的不是短期补贴，而是长期、可预期的规则环境。

与此同时，海南可大力优化国际人才生态。如进一步放宽外籍高层次人才签证和居留限制，推行“五年多次往返人才签证”等便利措施，并加快配套国际学校、医院、社区等生活设施。高端人才选择落脚之地，往往更关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和文化包容性。此外，针对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绿色金融等前沿领域，海南可借鉴国际经验，设立“监管沙盒”，允许企业在可控范围内试错创新。只有当制度有保障、人才有归属、创新有空间，海南才能真正成为全球创新型企业的首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