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专访｜刘世锦：打造强大的货币与资本市场，为创新和消费架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冉黎黎 北京报道  2025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期，经济总量有望达到140万亿元左右。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展望明年，世界经济有望延续温和增长态势，但变数较多。从国内看，我们面临的困难挑战不少，但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等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将更加彰显。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有三大优势，一是追赶潜能优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传统制造业和农业的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潜能；二是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优势；三是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在此基础之上，下一步中国需要建设制造强国、消费强国和金融强国。

刘世锦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由创新和消费驱动。与创新和消费相对应的是，制造强国的重点包括通过市场竞争涌现出一批在全球创新前沿能够起到引领作用的大型科技头部企业，而消费强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补上消费的结构性偏差缺口，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实施金融强国战略，就是要在制造和消费之间架起桥梁，依托现代化金融体系为制造强国和消费强国提供服务。在这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和强大的货币。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人均GDP仍有2万美元追赶潜能

《21世纪》：从中国经济发展逻辑来看，如何理解“十五五”这一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具备哪些增长优势？

刘世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中，“巩固拓展优势”是很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和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识别、培育并利用好新格局下的增长优势尤为重要。

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追赶潜能优势。所谓追赶潜能，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二是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优势。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人类技术革命中，中国不仅是后来者，而且与前行者差距很大，彼时可以用“难以望其项背”来形容，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尽管中国在科学发现、原创技术层面仍然有差距，但距离缩短，在产业工程化和商业应用场景等领域，已经处于“并跑”或局部领先的位置，开始踏入全球科技进步前沿的无人区。三是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

上述三类优势在现实中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借助相互融通、相互支撑形成叠加协同效应。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在此方面国内相当多的需求是初次的，如有的消费者首次购车就是新能源车，这样就形成了更大容量的成长性市场；完整度高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能够降低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成本、新创企业的入门难度；超大规模的消费和生产能够刺激企业推出更加多元化的产品类型和更快的技术迭代。

《21世纪》：对于“追赶潜能”，其中大概存在多大的追赶空间？

刘世锦：现阶段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1.4万美元左右。对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于这一水平，我认为大约是3.5至4万美元（现价），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传统制造业和农业的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潜能。

与追赶潜能对应的这部分需求比较稳定，供给侧技术相对成熟，实现这部分增长潜能的确定性强，在目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发展环境中尤为重要。同时，实现这部分增长潜能的学习成本低，需要保持后来者谦虚谨慎的心态，愿意学习、善于学习，争取以较低成本、较短时间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21世纪》：“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十五五”时期，从国内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对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如何从我国当前经济态势理解其内涵？

刘世锦：平常提到“超大规模市场”，重点讲的消费市场。

从消费的规模来看，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我认为更有潜力的是9亿中低收入阶层中逐步转为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当中相当大一部分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来实现倍增，比如可以增长到8亿—9亿。

除了消费市场以外，也包括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方面的超大规模。

例如，生产方面，巨大的生产规模能够形成完整度高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事后发现我们的门类竟然如此齐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消费规模大、产业能力大，就能够容纳更多竞争，尤其是大企业相互竞争，有更多试错机会，国内竞争过关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会表现突出。还有对冲和吸收能力，在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某些行业遇到挑战的时候，有另外的行业可以对冲，能够缓解或分散源于内部和外部的冲击，这跟很多小的经济体是不一样的。

此外，所谓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溢价”将集中的体现在货币职能上。

经济增长将更多由创新和消费驱动

《21世纪》：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在经济增长优势不断演进的同时，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有何变化？发展战略如何随之调整？

刘世锦：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由高速逐步转向中速。出现这一变化的背景是，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需求不足主要不是投资和出口不足，而是消费不足。相应地，经济增长将更多地由创新和消费驱动。

下一步中国需要推进以全链条技术和产业布局为特征的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建设，驱动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循环体系。

与创新和消费相对应的是，制造强国的重点是持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行业增加值率，通过市场竞争涌现出一批在全球创新前沿能够起到引领作用大型科技头部企业。消费强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补上消费的结构性偏差缺口，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或者说“全球最大的甲方”。

而如果没有金融强国，前两个强国很难实现。实施金融强国战略，就是要在制造和消费之间架起桥梁，依托现代化金融体系为制造强国和消费强国提供服务。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和强大的货币。

《21世纪》：建设制造强国和消费强国所需要的“强大的资本市场”是什么样的？它将如何为制造强国和消费强国提供服务？

刘世锦：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简单地说就是选项目，选出有市场、有效益、有前景、风险可控的好项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复杂度是在增加的，金融体系选项目的能力也要相应提升，这就是由传统银行体系到现代资本市场体系演进的底层逻辑。

中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选项目的职能更多地由资本市场来承担。与此同时，也会看到全社会的资金更多地流向资本市场。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GDP与社会净资产的比例为1:5—1:6。“十五五”和以后更长一个时期，如果GDP能够保持4%～5%的增长速度，每年将会形成不低于30万亿的社会净资产。

这部分增量会流到哪里？在房地产投资吸引力下降、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因降息下调的情况下，新增社会净资产将更多流向资本市场，参与股票或债券交易。社会净资产存量调整也会呈现类似特点。

源头活水的大量增加，将推动资本市场进入一个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新发展阶段。

从融资者角度看，资本市场要培育具有全球创新领先竞争力的大型头部科技企业和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在聚集和激励创新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走到国际前列。

从投资者角度看，资本市场要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比重，在稳定股市的同时，较大幅度地支撑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支出。更广泛地，资本市场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增加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在扩大居民消费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21世纪》：在打造“强大的货币”上，我国具备怎样的基础？需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刘世锦：强大的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另一个具有重要性的标识。历史上英国的英镑、美国的美元等强势货币，都是以强大的经济、贸易、科技、军事实力和完善的货币制度、发达的金融体系为基础。其起始阶段都拥有当时占全球较大份额的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但从经济强国到货币强国有一个过渡期。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整个“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量预计达到8万亿元，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另外，据海关统计，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43.8万亿元，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2024年，我国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达到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连续8年保持增长。

对比我国制造业与货物贸易出口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地位还有较大空间，“十五五”期间显著缩小差距的突破口，是大幅增加离岸人民币数量，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规模经济”。

强势货币具有大量进口以本国货币支付结算的特点。中国人口相当于美国的4倍，当经济增长和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完全可能形成远超美国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甲方”。为此中国需要实施一种新的对外贸易战略，即进出口基本平衡，在存在大量出口顺差的情况下，相应增加进口，改由人民币支付结算。

要积极有序地扩大包括债券、股票、基金、衍生品等在内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生态，增加人民币的流动性和使用便利性，助推人民币的合理升值，显著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标就是推动人民币承担的国际货币职能与中国实体经济在全球所处地位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