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科技创新从0到1，需培育更多技术经纪人

“当前大国竞争的实质就是科技竞争。”谈及2025年中国科技创新的瞩目成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对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在中国人均GDP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跃升的阶段，科技创新是最关键的动力。”

2025年，是中国科技创新惊艳世界的一年。从年初DeepSeek R1推理大模型横空出世，在全球市场上掀起一波中国资产重估潮，到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首次跻身前十，“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排名跃居各国创新集群榜首，再到6G、量子计算、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捷报频传，一个个未来产业正在中国加速落地，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名片，更成为国际复杂形势下中国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有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及“创新”，6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凸显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5年中国科技创新的“惊艳”表现如何？中国未来如何继续提升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优势？又一岁末年初之际，郑永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详解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变化与中国推动科技创新的下一步。

郑永年。资料图

全球技术产能将主要集中在中美

《21世纪》：从2025年年初“DeepSeek 时刻”，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新“新三样”成为中国资产重估关键赛道。你怎么看2025年中国科技创新热潮？为什么出现在中国、为什么是现在？

郑永年：当前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国内国际发展背景密不可分。从国内背景看，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其核心就是科技。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我国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加入WTO并扩大出口等实现了快速增长。

然而如今，原来的成本优势已不足以完全支撑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在这个阶段，科技创新成为新的、最关键的动力。纵观全球，无论是欧美、日本，还是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任何一个经济体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都必须要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一方面要有新的科技和新的经济活动；同时，要能将科技创新赋能于传统的产业。

从国际背景来看，当前大国竞争的实质就是科技竞争。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主要依靠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现在正在迎来原始创新的爆发。从杭州到深圳，从创新药到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科技名片。

所以“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其实是中国产业发展到当前阶段的现实反映，在很多技术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而美国存在制造业的“空心化”，目前基本只有高端制造环节，产业链是不完整的，这也是美国近年来强调“再工业化”的原因。一艘航空母舰的建造，既需要尖端技术，也需要中端技术和制造基础。

因此，我认为，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全球技术产能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经济体可能会跑出一些领先的细分领域冠军，但大规模、系统性的科技创新只会存在于中美两国之中。

《21世纪》：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全球范围内创新资源的虹吸效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集中的情况？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还能在科技竞争中赢得优势吗？

郑永年：是的，以发展人工智能为例，研发一个大模型的成本就可能高达百亿美元，这对于许多中小型经济体来说是难以承担的。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还依赖于海量的数据资源，中小型经济体也很难满足条件。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迫切需要寻求落地应用，完整的制造业基础显得尤为重要。正是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体系，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和需求牵引，从而能够催生出更多未来的科技创新。

人类历史上前两次工业革命是扩散式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很快便扩展到法、德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等。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技术呈现出向大型平台集中的趋势，而且技术中心需要有发达的互联互通能力，这就对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印度等一些新兴经济体虽然近年来也加入了高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但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短板，其产业可能局限于全球价值链中的部分外包环节，仍有被其他国家替代的风险。而中国则拥有全体系的工业能力，是全世界制造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这一核心竞争优势无可替代，这也是中国近年来能在科技领域实现创新爆发式增长的关键原因。

展望未来，随着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赛持续进行，其他经济体可能越来越难以独立跟进，而不得不采取“两边下注”的策略，在中美两个技术体系或供应链之间寻求平衡和机会。

需培养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技术经纪人”

《21世纪》：2025年在中国科技界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三位民企科学家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来自比亚迪、宁德时代、金风科技。你怎么看？为什么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了？

郑永年：企业的基础研究与大学有所不同：大学的研究往往更依赖于科学家个人的兴趣驱动；而企业的基础研究则通常更具实践导向性和问题导向性，会从实际应用需求和问题出发，反向推动基础科研的探索。因此企业在工程实践方面的经验积累对其研究至关重要。

上世纪早期，美国很多基础科研成果来自大公司，经过1970～1980年代的反垄断浪潮后，美国将大量基础研究任务转向了高校，此后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对大学的资助大幅增加。但近年来，风向再次转变。以谷歌为例，它在近几年也产生了诺贝尔奖得主。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虽然美国的大学仍是基础研究的主力，但像谷歌这样的企业也开始承担起部分基础研究的工作。斯坦福大学李飞飞教授曾提到，许多优秀人才流向企业，正是因为大公司现在同样能提供进行基础研究的平台和资源。

2025年三位民营企业科学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反映了中国在科技创新认知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希望以后中国工程院至少有一半的院士来自于企业，这将有助于中国培养大批应用技术转化人才。

创新包含两个关键的“0～1”：第一个是基础科学领域的“0～1”，科学家由兴趣驱动发现新现象、新原理；第二个则是将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0～1”，有了这一步，才会有“1～10”“10～100”的产业升级。

《21世纪》：怎么让更多的“0～1”应用技术突破在中国出现？

郑永年：这正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方向。以5G技术为例，其基础科研源头可追溯至一位外国教授发表的学术论文。华为的研发团队敏锐地观察到这项技术具有转化应用的潜力，并成功将其推向市场。因此，华为在此过程中的核心贡献，在于完成这种应用技术的转化。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理论研究当然极其重要，但应用转化更不可或缺。

现在国际科技竞争的关键并非基础科研本身，而是支撑应用技术转化的基础工业能力。正如前面提到的，基础科研并非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往往源于科学家们的兴趣与求知欲，并非直接为了经济利益。这类成果是难以被封锁的，一篇学术论文一旦发表，全球学术界都能看到，无论哪个国家都很难阻止别国研究人员获取、学习和引用这些知识。

因此，当下最关键的是培育一批专门从事技术转化工作的专业人才，将全球范围内关键的基础科研成果实现更多“0～1”的应用技术转化，这需要教育系统的改革。在国际上，这类角色常常由风险投资人来扮演。在中国，这个群体被称为“技术经纪人”，他们既懂技术前沿，又深谙市场与商业运作。

另外，还要推进制度改革，要让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创新药领域，近年来出现了创新成果的快速增长，但由于风投支持仍然不足，以及转化机制问题等因素，一些成果未能快速成功地落地。我一直主张在重点区域先开展科技创新的制度试验，比如推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香港深度协作，打造为中国企业出海的“第一站”，借助香港在对接国际规则方面的优势，帮助更多创新成果走向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