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专访丨专访郑永年：扩内需应从建“城”转向造“市”

郑永年。资料图

在近日新华社受权播发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科技、消费、民生是三大高频关键词，这也是观察和认识“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主线任务的重要线索。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成果，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

如何理解“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如何强化原创技术和消费领域的供给？惠民生和促消费如何紧密结合？围绕“十五五”时期科技、消费、民生领域的重点工作，21世纪经济报道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了专访。

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应统筹兼顾

《21世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第二篇。你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三种产业阶段？围绕这几类产业的发展，社会资源应如何分配？

郑永年：科技对产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人类社会曾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时期，整体发展水平相对缓慢，直到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才真正实现经济腾飞。世界经济发展至今，已历经四次工业革命，而推动经济形态从一个阶段跃升至另一个阶段的，正是科技。

在过去，中国迈向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阶段主要依靠人口红利、土地资源，还有当时大量国际成熟技术的引进应用。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这一步只能靠科技。北美、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径都是如此。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推动了经济形态变化，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要依靠科技，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样需要科技赋能。所以对于这三类产业的发展来说，科技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于资源如何有效分配：是将资源集中投向新兴科技领域，还是更多用于赋能传统产业？我认为应当实现资源在不同产业类型之间的均衡配置。

产业升级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科技产品”，另一种是“一直生产鞋帽，增加其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我认为，后者是更加需要重视的。我国是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相当一部分传统产业的基本盘具有高度确定性；而未来产业的投入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要避免盲目地一哄而上。

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后，美国基本放弃了传统产业，把资源全部投入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虽然推动了科技快速发展，但其产业短板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政府提出“再工业化”，试图召回传统产业，但产业根基已流失，让这一战略步履维艰。

因此，要避免一些地方在发展中走入极端，把资源全投到新兴、未来产业，或完全忽视未来产业的布局，都是偏颇的。传统产业不是“落后”的代名词，其重要性不可替代；未来产业的发展充满未知。传统、新兴、未来产业要统筹兼顾，在巩固传统产业基本盘的基础上适度冒险，这才是更稳妥的路径。

而要同步推进这些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强调“0到1”原始创新，更需强调“把1拉长”——也就是“1到N”的应用技术转化。一个大国的原创性创新不能等、靠、要，必须主动布局；而从基础科学的“0到1”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从1到N”同样关键，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最为激烈的正是这一环节。

《21世纪》：“把1拉长”需要我们的经济具备哪些条件？“十五五”时期如何实现技术的高质量供给？

郑永年：每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相应的发展思路。近年来我国突出强调“产业升级”，但需注意，产业升级绝不仅仅是产业本身的升级，背后的体制机制的改革、营商环境的优化，同样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待优化，如此才能避免研发成果轻易被仿制、影响“0到1”创新研究动力；二是风险投资规模有待扩大，社会资本都更倾向于投低风险的“从1到N”，不愿投高风险的“0到1”；三是部分领域的市场机制不完善，技术转化的动力不足。

实际上，我国并不缺乏雄厚的资金基础，但缺少“有冒险精神的钱”。如果体制机制不改革，新的原创技术就很难落地，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活动产出。低空经济和游艇经济是比较典型的案例。目前低空装备和游艇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若能发展起来将能有效缓解当前超大特大城市的陆路交通压力，但空域、海域管理以及安全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导致巨大的市场需求还未被真正释放出来。

除了体制机制以外，服务业的作用也需引起重视。以广东为例，我建议大力推动珠三角的制造业与香港的服务业深度融合。香港的金融、法律等服务在全球处于顶尖水平，过去香港的服务业大量订单来自于许多欧美制造业企业，现在欧美制造业衰退，正好可以从珠三角的制造业中挖掘增量，二者相结合将极大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我国整体的产业竞争力。

以上讨论的是生产性服务业，但其实生活性服务业也同样关键。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比如路边摊、小餐馆等满足普通民众需求的业态。我们需要考虑城市管理如何避免“一刀切”，如何关注和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元需求。

城市发展重点应在“造市”，打造消费市场

《21世纪》：关于消费群体，近期国家非常关注下沉市场的消费。下沉市场占全国七成以上的人口、六成的GDP和社零。“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你认为应怎么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郑永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不是抽象的，城市是由不同圈层、不同需求的人组成的。但现在有一些城市，“城”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市”的属性越来越淡，烟火气越来越不足。

根据我的观察，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高速扩张已经告一段落，城市建设水平已经足够完善。当前城市发展的重点应该在“造市”上，也就是打造消费市场，其核心就是满足多元需求：有人愿意消费100块钱的咖啡，也有人只喝5块的咖啡；有人买新皮鞋，也有人需要修皮鞋、擦皮鞋的服务，这其实是不同层次的需求。

然而现在一些城市的管理可能还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需求，比如一个城市有800万辆电动车，却只规划了80万个停车位。政府应积极主动为市民的消费和生活创造条件，创造增量经济，充分释放生活性消费需求。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才能更好地激活消费潜力。

《21世纪》：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提出不仅要承担起“世界工厂”的责任，还要发挥好“世界市场”的作用。怎么理解“世界市场”？

郑永年：贸易方面，相比较出口的亮眼成绩，我国的进口规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就需要微观层面的开放，而不仅仅是宏观层面上强调的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开放。比如，在免签政策吸引许多国外游客来华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便利外籍企业家、学者、高端人才来华工作以及参加国际会议交流。只有解除微观开放的“堵点”“难点”，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宏观层面的开放才能更好地落地。

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带动生产，低收入群体通过参与生产获得收入，这是基本的经济逻辑，所以打造“世界市场”关键在于让有消费能力的人敢消费、能消费，让普通民众有收入、有消费意愿。

“高质量的房地产”还有很大空间

《21世纪》：“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你有哪些建议？

郑永年：当前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一大因素是住房，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供需关系的调整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财富水平。还有一部分有消费能力的人减少购置财产，比如奢侈品、高端房产等，不敢消费就意味着不敢增加财产，财产性收入自然无从谈起。因此，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稳定经济、稳定资产价格，让居民对未来有信心，在发展中解决财富增值的问题。

《21世纪》：关于房地产，“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被放进民生部分，这一调整有何深意？

郑永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地产的核心属性是民生。当我们谈论“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我认为重点应在于“高质量的房地产”。区别于房地产市场快速扩张阶段“地标式”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高质量的房地产发展方式强调高品质、个性化、符合中国人需求和生活习惯，这部分其实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而供给却依然短缺。

发展高质量的房地产，需要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资源。一方面，耕地保护的底线不能突破，另一方面现在的技术条件也完全可以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另外，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还离不开城市的高质量更新，比如把废弃工厂改造成生活性消费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