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施罗德资本彭煜宇：ESG正重塑能源投资，储能已进入爆发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为中国能源转型定下新基调。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A股ESG强信批首考之年，我国多部委密集出台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在全球能源投资持续增长、中国以约8000亿美元年投资规模领跑全球的背景下，国际资本如何看待中国新能源基建的下一个爆发点？ESG的理性化演进又将如何重塑资产配置逻辑？

近日，施罗德资本中国新能源基础设施业务总经理彭煜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中国新能源投资不会见顶，而是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结构性增长；储能已进入“市场驱动”的爆发阶段，而电价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波动，恰恰为长期资本创造了有利的入场窗口。 

彭煜宇强调，全球ESG并未退潮，而是在经历“去标签化”的成熟转型——资本正从泛ESG产品转向底层的能源转型与气候适应类资产，而中国作为全球减碳供应链的关键一环，将获得国际资本的持续配置。

（施罗德资本中国新能源基础设施业务总经理彭煜宇，受访者供图）

储能已进入爆发阶段 

《21世纪》：国际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你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的能源投资趋势？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市场，中国的投资潜力有多大？

彭煜宇：截至2025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已达到约2.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中国投资规模维持在约8000亿美元量级，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并仍贡献全球投资增长的核心增量。

在风光产业链方面，中国在上游设备制造端具备显著优势，风机产量约占全球三分之二，光伏产业链产量约占全球70%–80%。在下游应用端，中国风电和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继续占全球一半以上，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政策对能源转型、低碳转型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坚定不移支持新能源、智能电网、储能等的发展，“双碳”目标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带来长期的政策红利。

尽管电力市场化改革导致电价波动，中国电力需求持续增长，叠加AI数据中心等新增负荷，长期来看电价具备底部支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风光电价从原来的固定价格保证收购的模式，逐渐变得更加市场化，现在电源点都要入市交易，变成浮动价格，根据市场供需情况来变动，短期会有一定的冲击。但在我们看来，现在新的市场，对我们这样的长期投资机构来说比较有利。 

《21世纪》：“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从国际资本视角，你如何看待中国“十五五”能源发展趋势？哪些新能源基建细分领域是下一个爆发点？

彭煜宇：我们将结合宏观、产业和公司逻辑，继续贯彻既定策略，关注估值被低估的优质公司，同时进行适当的均衡配置。中国“十五五”能源规划的核心意义在于，能源转型已经从单纯规模扩张，进入新型电力系统重构阶段。政策方向非常清晰——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叠加电力市场化改革，这为新能源、储能和电网基础设施提供了长期、可预期的政策红利。

具体来看，在细分领域中，储能已经进入爆发阶段。截至2025年底，中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已经达到大约145GW，同比增长约85%，新增装机超过66GW，规模几乎较两年前翻倍。同时，中国储能已占全球一半以上份额，首次成为绝对主导市场。

储能的高增是因为电力系统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新能源占比持续提升，系统波动性增加；另一方面，电力市场化改革推进之后，电价出现峰谷分化，储能可以通过“低储高放”实现价差收益。因此，无论是电源侧、用户侧还是电网侧，储能都将逐步具备清晰的商业模式，正在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

同时，新能源电源端投资不会见顶，仍将稳步增长。根据“十五五”规划，未来新能源将成为电力系统主体，到2030年前后整体装机规模有望达到30亿千瓦以上，并且新增用电需求将主要由清洁能源满足。这意味着新能源投资从过去的高速扩张，将转向高质量、结构性增长。

ESG是风险管理和长期回报的核心框架

《21世纪》：中国ESG投资已进入“法定披露全面落地”阶段，与欧美“监管分化”形成鲜明对比。当前，全球ESG投资走势如何？国际资本对ESG投资是否有信心？

彭煜宇：从全球视角来看，ESG投资确实在过去两年经历了一些波动，包括地缘政治、能源安全压力，以及部分市场的“反ESG”情绪。但ESG并没有退潮，而是在进入一个更加成熟和理性的发展阶段。

从数据来看，全球投资者对ESG的兴趣仍然非常强。最新调研显示，全球有超过90%的投资者仍然关注或参与可持续投资，同时约80%的机构预计未来两年会继续提高配置比例。虽然短期内部分ESG基金出现资金波动甚至净流出，但更大的趋势是，资本正在从“标签化ESG产品”，转向更底层的能源转型、气候适应和基础设施类投资。 

更重要的是，ESG已经从一个“道德议题”，变成一个风险管理和长期回报的核心框架。例如在能源领域，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在2025年达到2.2万亿美元，是化石能源投资的两倍。这说明即使在能源危机背景下，资本仍在持续流向低碳资产。

《21世纪》：如何看待全球ESG监管差异对国际资本配置中国新能源资产的影响？

彭煜宇：从监管角度来看，全球确实出现了分化，比如欧洲在持续强化监管，例如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和供应链尽调要求，而美国则由于政治因素出现一定的政策反复和分化。但这种分化并没有削弱ESG本身，反而推动企业更加主动地将ESG内化为自身战略，而不是被动合规。

从企业层面看，跨国公司并没有因为这些不确定性而放缓减碳，相反在强化供应链转型。原因很简单：供应链是范围3排放的核心，而中国是全球制造体系的中心。目前无论是工业、消费品还是科技企业，都在推动供应商使用绿电、提升能效、设定减排目标，甚至把减碳要求写入采购体系。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即使全球ESG监管存在差异，跨国公司中的可持续发展领先者仍然在主动推进中国供应链的低碳转型。这对国际资本配置中国新能源资产反而是一个正面信号：中国不仅是新能源供给的最大市场，也是全球减碳供应链的关键一环。

《21世纪》：施罗德旗下新能源基建板块以ESG全流程标准践行低碳投资，能否介绍其核心发展定位，以及施罗德资本新能源基础设施团队在中国的业务布局与发展现状？这套国际ESG投资体系又是如何在中国市场落地适配的？

彭煜宇：施罗德资本非常重视能源转型和可持续投资，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业务方向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点——所有产品都是围绕支持低碳经济转型来设计的。

首先，在集团层面，我们通过系统性对标全球主流监管要求和行业倡议，对自身提出更高标准，包括可持续投资框架（如UN PRI、GRESB）、气候倡议（如Net 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以及各类行业组织和监管标准，例如TCFD、SFDR和英国FCA气候披露等。这一整套体系确保我们的投资方法与全球最佳实践保持一致。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把ESG作为理念，更将其落实到组织架构和投资流程中。在施罗德资本基础设施部门的层面，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可持续投资委员会和ESG工作机制，对募、投、管、退全流程设定独立标准和方法，同时要求所有投资和资管团队在日常决策中全面纳入ESG考量。

从执行层面来看，我们将ESG嵌入到完整的投资流程，形成一个七步闭环体系：在项目筛选阶段，优先锁定低碳投资机会，同时排除存在重大ESG风险的资产；在初步评估阶段，可持续团队会进行合规核查和ESG争议筛查；在尽职调查阶段，开展深入的ESG分析，包括供应链风险和利益相关方管理，并引入外部专家进行气候风险评估；在投委会和投资决策阶段，将ESG分析纳入核心决策，并明确可持续绩效指标；在投后运营阶段，持续跟踪ESG表现、落实风险缓解措施，并推动行业最佳实践；最终在监测和报告阶段，完成KPI跟踪和符合不同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

总体来说，这一框架的核心不是简单“合规”，而是通过多团队协作 + 全流程嵌入 + 披露与投资绑定，把可持续发展从一个原则，转化为可执行、可度量的投资体系，既能够有效管理ESG风险，也能够持续创造低碳转型带来的长期价值。 

集中供应链资金投资风光发电项目

《21世纪》：施罗德绿衣推出供应链减碳基金，通过集中供应链资金投建风光项目、以绿证抵消碳排放，能否介绍该基金运作模式？主要面向哪些行业或哪类供应链环节的企业？参与企业需要投入的最低或平均资金门槛是怎样的？

彭煜宇：施罗德资本基础设施亚洲部门2025年宣布，继苹果公司承诺1亿美元的锚定投资后，其第二期中国可再生能源策略正式启动。 

该积极管理型策略的目标是对中国各地风能和太阳能资产的后期开发和建设进行可再生基础设施投资，旨在助力客户获得可观的财务回报和绿色电力证书（GEC）。该策略服务于企业客户，主要是有明确碳中和以及净零目标的跨国公司及其中国供应链合作伙伴，以及有类似社会责任承诺的中国本土的领先企业集团。新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是这类客户碳管理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同时还为客户带来比较稳健的财务回报。

有了苹果公司的这笔锚定投资，该策略的目标是每年为中国电网新增约55万兆瓦时（MWh）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预计这一年发电规模将随着更多投资者的加入而增长。该发电规模不仅为中国更清洁的电网发展做出贡献，还将助力苹果公司实现目标，即到2030年实现整个价值链的碳中和，包括其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 

该中国可再生能源策略以2018年与苹果公司及其供货商合作推出的首个中国清洁能源策略为成功模板。其顾问施罗德资本基础设施部门是全球最大的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基础设施管理团队之一，在清洁能源和资产生命周期领域拥有积极型的管理战略，覆盖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和能源转型投资。此外，基础设施亚洲部门在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网络，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环境有着深刻的理解。该部门已成功投资1.2吉瓦（GW）的可再生能源基建资产，已形成涵盖47个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的多样化投资组合。

《21世纪》：结合中国新能源市场化、低碳化趋势，以及施罗德绿衣ESG优势与供应链减碳基金实践，未来公司在中国新能源基建领域的核心布局方向是什么？如何发挥资本配置作用，推动能源低碳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彭煜宇：我们目前在中国市场重点发展两块业务。一是帮助企业做供应链减碳，实现净零排放。比如今年4月，继苹果公司承诺1亿美元的锚定投资后，施罗德资本第二期中国可再生能源策略正式启动，并投向中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基础设施资产的后期开发和建设环节。

公开承诺净零时间表的跨国公司需实现供应链碳中和，但其供应商在新能源投资能力方面面临一定挑战。施罗德资本通过集中分散的供应链资金，专业化投资风光发电项目，产生的“绿证”可抵消供应链碳排放。目前我们的合作方，不仅是跨国企业，还有很多中国各行业龙头，他们希望做供应链减排，实现碳中和以及ESG目标。

二是为国内机构投资者提供长持基金产品。这类产品主要投向新能源产业的下游发电资产，追求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回报。近年来在低利率的环境下，保险等机构资金对于有稳定产生当期收益的收入型产品有较大的配置需求，新能源基础设施运营资产的风险收益特点，比如风光发电的资产，就正好符合他们长期稳定现金流的要求。

《21世纪》：近些年，中国局部地区出现弃风弃光现象，叠加产能过剩、利用率回落压力，施罗德资本如何将风控融入区位筛选？投资决策中，除传统财务指标外，核心评估指标有哪些，如何借此规避风险、保障长期收益？

彭煜宇：在风险控制方面，这种资产类别固有的风险，包括电价风险、限电风险、管理的技术风险，我们做了很多年，在风控流程上有成型的一系列做法，会做充分的尽调和研讨来做出投资决策。

从投资策略上看，一是要选择好的开发商，二是选择有实力的合作方，三是对项目本身区域的选择。我们会优中选优，跟大的、有经验的合作方来合作，保证交付的质量。同时，在项目所在区域的选择上，由于每个省、每个地区，乃至每个电网节点，用电负荷、供需结构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会下沉到节点，做比较细致的筛选，做估值、边界条件的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