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工具入场 村镇银行改革化险“另辟蹊径”

当前，国内村镇银行改革化险工作全面迈入“深水区”。在行业“减量提质”的核心发展主线之下，批量合并重组成为常规改革路径，年内已有超百家村镇银行有序退出市场，行业机构布局持续优化。

与此同时，市场化、差异化处置正在成为村镇银行风险化解的新趋势，有银行率先“试水”，年内两度宣布通过引入信托工具化解村镇银行风险，为行业改革注入全新活力。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在多种改革模式并行之下，村镇银行风险处置体系日趋成熟，行业正在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阶段。

批量整合提速

年内超百家村镇银行有序退出

今年以来，村镇银行改革重组节奏持续加快，国有大型银行、城商银行、农商银行、外资银行等多方主体参与村镇银行合并重组的案例频频出现。

6月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云南两地监管局同日发布公告，批准5家村镇银行解散。

其中，云南罗平、师宗、陆良3家兴福系村镇银行因被曲靖沾益兴福村镇银行吸收合并而解散，并改设为其下辖支行；浙江兰溪越商村镇银行、浦江嘉银村镇银行两家银行获批解散，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从业人员分别由绍兴银行、嘉兴银行全面承接。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今年5月，弥勒、个旧、开远、建水4家村镇银行因被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吸收合并而解散，被合并的4家村镇银行新设为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下属分支机构；同月，沈阳辽中、沈北、法库、新民4家富民村镇银行解散，这4家机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营业网点、从业人员及各项权责由盛京银行承接。

在本轮村镇银行合并潮中，外资银行也主动入局行业整合，动作备受市场关注。6月8日，汇丰村镇银行连发三则公告，明确北京密云、重庆丰都、湖北麻城3家汇丰村镇银行同步启动业务转让程序，于7月13日将全部资产、负债及相关业务移交至汇丰中国北京分行、重庆分行及武汉分行。

记者梳理金融监管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时发现，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市场，“发起行主导、批量整合”成为本轮改革主要特征。

在业内人士看来，以“村改支”“村改分”为核心的批量整合模式，有效破解了村镇银行“小、散、弱”的行业痛点，已经成为目前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主流模式之一。

突破传统框架

信托工具开辟市场化处置新路径

在传统并购重组、行政整合模式常态化推进的同时，行业市场化风险处置工具持续创新。

6月9日，贵州银行在官方发布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函》中提到，该行作为盘州万和村镇银行主发起行，在与盘州万和村镇银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盘州万和村镇银行改革方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方案中特别提到，盘州万和村镇银行以全部现金及资产收益权委托设立信托，贵州银行将以承接盘州万和村镇银行存款形成的债权，按照该方案领受信托受益权份额，作为承接存款的对价。

事实上，这并非贵州银行首次“试水”这一创新模式。今年1月，贵州银行已率先依托信托工具完成龙里国丰村镇银行的风险出清与机构退出。彼时，龙里国丰村镇银行解散后，以全部资产收益权发起设立信托计划，贵州银行承接其全部存款债务，并以对应债权换取信托受益权份额，以此支付承接存款的对价。

在业内人士看来，相比传统依赖主发起行现金注资或行政整合，信托工具的引入为村镇银行风险处置提供了更具弹性的市场化路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告诉记者，信托模式的优势在于风险隔离与专业处置。“相比主发起行直接注资，信托计划作为SPV（特殊目的载体）能实现不良资产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法律隔离，避免风险传染。”娄飞鹏表示，“同时引入专业受托人进行市场化清收，提升处置效率。此外，该模式还可以灵活对接社会资本，缓解主发起行资本补充的压力。”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进一步补充道，引入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处置，可以突破主发起行因资本约束或意愿不足导致的处置僵局，在不直接消耗公共资金的前提下盘活存量资产。

落地仍存壁垒

信托模式短期难以复制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村改支”、并购重组、股权划转等村镇银行改革模式已日趋成熟、广泛普及，而信托工具风险处置模式仍属于行业创新试点案例，仅在贵州区域小范围落地。

对此，业内专家坦言，该模式虽具备独特优势，但受底层资产、制度监管、市场生态等多重因素制约，暂不具备在全国大范围推广的条件。

从适用条件来看，信托模式对标的机构资产质量有着严格要求。薛洪言对记者表示，这一模式高度依赖标的银行是否拥有可识别、可打包且具备一定回收预期的底层资产，对于资产质量极度不透明、无法识别或几乎无回收预期的“空壳”机构，信托工具难以发挥杠杆作用，仍需依赖兼并重组或市场退出等更彻底的手段。

即便对于符合资产条件的区域机构，信托模式全国复制仍面临多重现实壁垒。娄飞鹏分析称，当前首要制约来自法律与监管层面。

“该模式具备全国推广的潜力，尤其适合主发起行资本受限但区域金融生态尚可的地区。然而，全面复制需要配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及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娄飞鹏告诉记者，首先是法律与监管壁垒，信托持有银行股权的合规性及股东资质认定尚需监管明确。

薛洪言进一步补充道：“目前缺乏针对村镇银行风险处置中信托架构的标准化指引，在资产转让的公允定价、信托受益权流转及税务处理等方面存在政策模糊地带，易引发合规争议。”

“其次，市场生态的成熟度参差不齐，欠发达地区往往缺乏具备专业能力的受托机构与不良资产处置生态，导致信托计划设立后难以有效运营和清收，且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各方利益协调成本高，单纯依靠信用工具难以解决深层次的治理缺陷和股东道德风险问题。”薛洪言表示。

业内人士综合判断，信托工具赋能村镇银行风险处置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探索，但该模式的全面推广需要监管层在顶层设计与配套政策上同步突破，短期内更可能在经济基础较好、改革意愿较强的区域先行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