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本质上仍属于黑盒模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2026年,AI医疗与AI制药正站在一个微妙而关键的转折点上。
一边是政策端的密集落地:2026年3月31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将12项AI辅助诊断项目纳入全国统一医保乙类目录;FDA与EMA也在同年1月联合发布了药品研发领域“良好人工智能实践”十项指导原则。另一边是产业端的加速兑现,据行业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球已有170余条由AI设计或优化的药物管线进入临床阶段。长江证券预测,2026年国内医疗AI产业规模预计超400亿元。
然而,热闹之下,行业仍然面临信任、数据与商业化的三重考验。商汤医疗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医学官钱琨博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给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判断:“信任至今仍是AI医疗最难突破的环节。”
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到商汤医疗,钱琨的转型之路折射出AI医疗从技术到产业的关键一跃。在钱琨看来,AI医疗的终局不在于算法有多先进,而在于能否真正融入临床、赢得医生信任、服务患者需求。这条路很长,但方向已经清晰。
“两年前我曾判断,大部分医院都会上线AI书写助手,如今这一判断已得到验证。”但钱琨同时指出,“若要进一步打通更多生态,创造更广泛的社会经济价值,就需要与不同类型的生态合作伙伴开展合作。”
商汤医疗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医学官钱琨教授 受访者供图
不追风口
传统医药行业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双十定律”:10年研发周期、10亿美金投入,成功率仅为十分之一。AI制药被寄望于打破这一魔咒——从靶点发现到药品上市,AI理论上可以覆盖全周期。
但钱琨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商汤目前并未布局最早期的靶点发现环节。
“尽管我们具备该环节的研发能力,但这并非商汤当前的核心优势所在。”钱琨坦言。在她看来,商汤的核心能力在于联动顶级专科医师打造专科AI模型,开展专科患者随访与真实世界数据分析,为不同靶点、不同药物匹配精准度更高的临床患者画像。
这一选择背后是一条清晰的差异化路径。8年前钱琨在美国开展相关研究时就观察到,不少企业专门为药企开展患者队列设计,即便是双盲试验,队列设计仍存在优化空间:不应将资金无方向投入,而需先对患者进行清晰分层归集。
商汤在此领域具备独特的天然优势:已在专科认知、多模态数据对接、医师协作平台层面形成壁垒,且产品已嵌入医师患者管理工作流程,可自然将数据归集至对应需求场景。
目前,钱琨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方向: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老药新用”。“各大药企实际留存了大量闲置数据;所有大型机构均存在部门壁垒与数据孤岛问题。”钱琨指出,美国已有头部药企服务商开始运用隐私计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推动不同部门开放数据开展联合挖掘,探索已完成临床试验的药物能否找到新的适配患者。
“对接医师与患者本就是核心能力,顺着该方向反向推导,我们可以逐步从临床端延伸至靶点发现与早期研发之间的环节。”钱琨说。
这一“反向推导”思路,恰好契合了当前AI制药行业的深层变化。华创证券研报指出,中国AI制药市场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24年市场规模达到5.6亿元,同比增长36.59%。与此同时,行业正在从概念验证向商业化兑现转变。在这一转折点上,谁能掌握高质量的临床数据和患者资源,谁就握住了真正的“硬通货”。
信任最难突破
此前,钱琨就在公开场合提出了AI医疗的三大瓶颈:信任、数据与商业模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瓶颈的突破进度各有不同。
商业模式已取得一定突破。 钱琨认为,政策正引导医院向更规范透明的收入结构调整,更多医生有动力开展算法相关创新。“良性商业模式能够为专家提供正向反馈,这一进展得益于当前国家政策,为专家开展专项工作开辟了更多渠道。”
数据层面正逐步突破。 但突破的方式并非简单堆砌数据,而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挖掘资深专家的临床思维。钱琨透露,商汤此前与各院长、科室主任合作,配置了数据采集模块,甚至安排科研助理与临床助理现场记录专家口述诊疗思路。“因出现某一症状,故考虑某一方向,需开展哪项检查,后续安排何种治疗方案。”
这意味着,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梳理思考链路,才能掌握专家的判断逻辑。
而信任,至今仍是最难突破的环节。 “AI本质上仍属于黑盒模型,”钱琨直言,“当前大模型虽可输出思维链路,但其本质仍为统计模型。”在她看来,医生的信任无法靠技术参数堆砌获得,必须从临床工作流程的每一个细节入手。
那么,如何破解信任难题?钱琨的答案是:与全球医院评级机构HIMSS共同设计一套专门针对医学与临床的可信AI框架,包含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参考传统FDA的审核逻辑。产品必须首先满足有效性与安全性标准。但这仅为入门要求,只有医师认可产品的精准度与安全性,才会进一步开展合作。
第二个维度解决AI如何嵌入临床工作流的问题。在此方面,需要设计可量化的评估支撑,让医师清晰感知AI可提供的帮助。钱琨介绍,商汤已推动多名主任级专科医师参与搭建,比如在糖尿病方向,通过数字人项目针对特定问题为大模型设置“专属边界”,限定模型仅可处理本专科相关问题,一旦超出范围自动转接人工。
这一“边界管控”研究思路,正是钱琨最终加入商汤的核心原因。此前在中山医院的合作项目中,她发现行业亟需一套底层模型服务体系(MASS)——“即便配备数据中台,仍无法实现大模型的快速调优。”
第三个维度是价值与卫生经济学评价。可信AI不能只证明模型准确、安全、可用,还需要进一步评估其在真实医疗场景中的长期价值,包括是否改善患者健康结局、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并降低疾病管理和医疗体系的长期成本。
“搭建完成这三套指标体系,方可认为我们已建立一套完整的专科可信AI框架。”钱琨强调,该框架完全遵循数千年来的医学逻辑设计,“未超出医生的认知与知识体系,医生才愿意推广应用。”
通专融合
在技术路径上,商汤医疗选择了一条“通专融合”的道路。
钱琨用一组数据解释了这一选择的逻辑。“目前我们大模型的医学知识中,90%来自互联网公开的基础医学知识,以及底层医学逻辑、通用逻辑与沟通逻辑。在此基础上,仅需加入10%高质量的专科针对性数据,即可训练出既能够理解自然语言、也可推导出用户真实需求的模型。”
她进一步解释,多数用户无法直接清晰表述自身真实诉求,“这部分能力依赖90%通识内容打底,再补充专科训练即可实现。”钱琨认为,这一比例设置模拟了人类知识的学习演进路径,毕竟使用模型的用户服务于人类,因此模型能力需尽可能贴合人类的沟通方式与思考模式。
关于外界担心的“通用能力稀释专科深度”问题,钱琨认为关键在于数据标注的细粒度。若未针对专科特定问题开展专业标注,模型极易产生幻觉。幻觉源于模型无法建立足够细粒度的关联。而接入专科数据库后,模型会先从专用知识库提取患者基础信息,预先排除无关内容,再在沟通过程中抓取关键词完成匹配,“该模式下模型得出正确结论的概率会显著提升。”
在钱琨看来,大模型与世界模型之间存在本质差异。“现有大模型更偏向对历史信息的推导与总结,世界模型则侧重于探索未来的预测可能性。”她以糖尿病患者为例:当前不少糖尿病模型可基于患者历史数据分析胰岛素用量,但这类分析仍基于对历史数据的归纳。而世界模型可纳入更多影响因素,结合不同用药方案与时间序列,“推演长周期下糖尿病未来并发症的发病发展趋势”。
商汤医疗提出的“医疗世界模型”,旨在推动大模型突破纯文本交互,进入高度拟真的数字临床环境。该系统能够在虚拟问诊中模拟患者反馈,在影像重建空间中精准解析病灶结构,甚至模拟药物代谢与生命指标的动态演进。
从微观到宏观,钱琨看到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微观层面,可预测疾病发展趋势;宏观层面,已在病理科落地具身智能应用,参与病理切片诊断新标准的建立工作。接入ICD编码后,未来病理科可逐步实现“黑灯工厂”模式,参照工业领域的发展路径,逐步将大量重复性工作交由智能设备完成。
在解决方案方面,商汤医疗的商业化路径正在逐步清晰。据公开信息,目前,商汤医疗已完成超10亿元融资,并入选2026胡润全球独角兽;近百款AI临床辅助诊疗工具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AI全链路数智化升级;SenseCare®智慧医院解决方案已落地瑞金医院、新华医院、肺科医院等上海头部三甲医院。
谈及行业的前景,钱琨保持乐观,医疗行业门槛极高,对从业者而言反而更为稳定,极少有参与者能够完全厘清行业运行逻辑。这反而为医疗资源相对落后地区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这类地区没有历史包袱,可以直接搭建第三代架构。”
(作者:季媛媛 编辑:骆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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