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社论丨为服务业创新提供系统性的制度支撑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

当前我国消费增长乏力，表象是需求疲弱，深层症结在于供需错配。舆论普遍更关注通过提高收入或强化社会保障来夯实消费能力，这确实是最直接、最根本的路径。但若缺少足够有效的需求，也难以创造更多就业并支撑更高的收入，消费能力也无从持续提升。

当前的突破口之一，是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通过优质供给激活有消费能力群体的支出意愿，进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职工收入，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良性循环。

过去二十余年，随着居民收入持续提升，我国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排浪式消费，住房、汽车、家电、通讯产品等大宗耐用消费品已基本普及，消费需求正加快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升级，尤其是中高收入群体，其消费结构正向发展型、享受型和品质型加速跃迁。这也解释了当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深层逻辑，既是收入问题，也是“有效供给不足”问题。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中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更低，且其消费结构更偏向服务消费，而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质量落后于制造业，致使这一群体的消费潜力难以释放。2025年我国服务消费支出占比约为46.1%，与美国、日本等国存在明显差距，折射出优质服务供给不足的现实。

与科技创新领域日新月异、部分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相比，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相对薄弱。服务业不像制造业，无法通过大规模机器复制实现降本增效，其发展高度依赖高素质服务人才的长期浸润，以及法治化环境提供的信用保障。

国内服务消费的“信任成本”较高，优质服务缺乏成熟的职业认证和声誉机制，消费者维权机制尚不健全，消费者不敢轻易为高溢价服务买单。从业者培养模式侧重操作流程的熟练度，而人文素养、审美感知和共情沟通能力的培养相对不足。服务业的核心资产则是“商业秘密”与“品牌调性”，但由于抄袭成本低，使得原创者不敢重金投入差异化研发，行业竞争集中于最稳妥“基础款”，造成产品普遍同质化。

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突出表现为服务供给的“金字塔”结构不健全：塔基的大众化服务相对饱和，塔尖的精细化、个性化、高品质服务相对匮乏，中高收入群体在国内“有钱花不出去”，大量服务消费流向海外，而国内高端服务供给又受限于各类准入制度，难以充分释放潜力。

我国需要像重视制造业创新那样，为服务业创新提供系统性的制度变革。我国服务业的“供需错配”，本质上是“工业化思维”与“后工业化需求”之间的深层冲突，必须放弃用管理工厂的“标准化”思维来管理服务业，转而推行“赋能型监管”，大力扶持服务业品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