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 | 国际储备结构变化及空间

来源：中国外汇

要点

近代以来，受全球地缘政治、经贸关系及货币制度变化影响，国际储备资产正从黄金和美元主导转向多元化。当前，美元信用受损、支付体系多极化和区域合作深化，正推动黄金地位回升及人民币等非传统货币份额上升，未来或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多元共存的格局。

作者 | 陈卫东 中国银行上海高级研修院院长

来源 | 《中国外汇》2026年第15期

国际储备资产由黄金储备、外汇储备、普通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等构成。国际储备是各国稳定本国货币币值（主要是用于维持对外购买力，即汇率水平）、用于应对对外贸易、投资、债务支付之所需。一国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类别也涉及成本、收益和风险的权衡问题。

国际储备资产制度是由各国货币发行制度和国际经贸合作及支撑国际合作的货币体系制度安排决定的。近代以来，国际储备资产结构发生了几次较为重大的变化：在金本位体系下，黄金为主要储备资产；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建立霸权地位，英镑逐步确立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主导作用，一战前占比超过60%；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在2001年左右达到峰值（占比约73%）；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呈多元化发展，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作为传统国际货币，其份额趋降，而人民币、瑞士法郎、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等作为非传统货币代表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不断提升。2026年第一季度，传统货币在外汇储备中占比为87%（其中美元占比57.13%），非传统货币占比持续提升，占比超过10%（见图1）。

外汇储备的结构变化，包括传统货币和非传统货币的结构变化，不仅表明美元等国际化货币运行存在的缺陷，也意味着全球外汇储备的选择空间和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支撑国际储备的基础发生变化

国际储备从黄金储备过渡到外汇储备的演进过程，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各国经贸合作关系及国际货币制度变化的结果。无论是英镑或是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主导货币，以及欧元、日元等传统储备货币地位的变化，还是近十年来其他货币作为非传统货币的地位提升，其实质是延续了这一基本的变化规律。

第一，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变化以及各国经贸合作关系会影响全球外汇储备总量及结构的变化。二战后，美国确立了霸权地位，主导着全球治理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牙买加协定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化遇到逆流。特朗普政府更是颠覆了对国际经贸合作互利性的认知，开启了技术遏制、贸易保护的进程，从特朗普政府1.0版政策到2.0版政策，美国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升级，打破了二战以来的各国经济合作关系，也必然冲击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信用受损。这将成为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变化的重要里程碑，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会面临更加明显的变化趋势。

第二，全球支付体系格局的变化在深刻影响着国际储备体系。首先是全球跨境支付中心的变化。从二战后到20世纪末，美国、欧洲为全球跨境支付中心。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亚洲在跨境资金流动中占比不断提升，目前，美国、欧元区、中国支付量位居前三位。跨境支付集中反映了各国经济贸易金融关联程度，它的发展变化自然影响到相关经济体的货币选择和跨境使用。其次是多种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的建立。近年来，出于效率与安全性考量，一些国家建立了新的跨境支付体系，如中国建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俄罗斯建立的俄罗斯银行金融信息系统（SPFS），一些区域内国家先后建立起多边支付平台，这也在改变对各种国际货币的使用。例如，2013年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4个成员国（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创立南方共同市场本地货币支付系统SML，使用的货币包括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巴拉圭瓜拉尼、乌拉圭比索。2018年，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阿拉伯支付平台Buna，使用的货币包括阿联酋迪拉姆、埃及镑、沙特里亚尔、约旦第纳尔、美元和欧元。2019年英法德三国创建欧盟与伊朗贸易的新交易和支付系统（INSTEX）等。在金砖国家层面，目前已成立金砖支付工作组（BPTF），并将就跨境支付系统、强化彼此代理行关系以及推进本币结算展开工作。再次是随着数字化支付技术的不断进步，各国间积极探索快速支付系统（FPS）互联互通，扩大在零售支付中的作用。2022年全球跨境零售支付金额97.95万亿美元，较8年前增长1.2倍。当前，全球约有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FPS系统并不断完善支付生态及不同的系统连接方式，既提高了支付效率，也有利于降低对第三方货币的使用。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央行积极开发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通过建立联通关系，可以开辟双边、区域跨境本币支付的新通道。

第三，一些经济体之间建立的货币互换制度，会减少对外汇储备的刚性依赖。美国先后与一些国家建立了货币互换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与42个国家/区域签署过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0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经济体签订的清迈协定及随后的升级版，都有利于支持相关经济体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收支危机，相应降低各经济体按照传统意义确定的合适的外汇储备规模。在这些安排中，有很多与美元无关，直接降低了对美元外汇储备的需求。此外，各国转向更加灵活、弹性更大的汇率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少外汇储备。

第四，传统国际货币发行国基于比较优势的价值取向，推动产业体系在全球布局，形成各国经贸相互协作局面，极大推动了这些国家的主权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和外汇储备中的地位。这些国家曾经在某些历史时期在全球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控制力和话语权，但其综合实力发展并没有一直延续下来，其对外输出货币的方式也不会按照一种趋势推进，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些主权货币的国际地位变化。未来各主权货币的国际化不仅涉及各国国际收支平衡关系变化，也涉及该种货币行使国际货币职能时产生的外溢效应（包括对自身、对全球）。这一规律对非传统货币未来的发展同样适用。

国际储备的基本格局研判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各国力量对比、全球一体化发展及国际经贸秩序等方面表现最为明显，这些变化深刻影响着国际储备结构。按当前形势变化，未来国际储备格局可能呈现以下变化。

第一，黄金储备作用上升。近些年来，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特别价值再次显现。2023—2025年，全球央行年均购金超过1000吨，较此前十年400—500吨平均水平大幅增加，一些经济体增持黄金储备的速度明显加快。欧央行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国际储备中占比达27%，超过美债（22%），这由各央行购买黄金和黄金价格走高两方面因素决定。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提升，有一些深刻的背景，如地缘政治变化导致一些国家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变化；美国以美元的国际地位作为制裁他国的手段、工具，以及美国债务积累导致对美元信用的侵蚀，促使一些国家减少美元储备，转而加大对黄金的持有力度。只要主权货币跨境使用的基本缺陷存在，黄金作为国际储备的重要补充作用就会持续下去。

第二，美元、欧元、人民币三种主权货币形成全球外汇储备的基本结构。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局限性，英镑的衰落和美元主导地位的下降都证明了这一问题。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与美元被确立为主导国际货币的起点时及鼎盛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新的分工合作格局正在成为推动新的外汇储备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这种支撑力量可能在未来一二十年间逐步演化出三种主权货币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面（陈卫东和赵雪情，2025）。

第三，区域化合作以及前述支付清算体系多极化将进一步改变外汇储备结构。在全球一体化受阻情况下，全球区域化合作不断增强，当前，全球正式运行的区域贸易协定合作达到了385个。随着各区域合作不断深化，有可能出现新的非传统货币在跨境交易中使用，并成为新的外汇储备币种的情况。近一两年来，美国与盟友关系出现裂痕，一些国家试图组建所谓“中等国家联盟”，这些国家希望在安全体系、关键矿产等领域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试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必然会减少对美元的跨境使用，相应增加对成员国相关货币的使用。

非传统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增长空间

非传统货币全球化使用各自有不同的支持基础。如瑞士传统上保持中立态度，极少卷入地缘冲突，加上长期低通胀、政府债务较低，瑞士法郎长期维持较稳定的购买力；澳大利亚、加拿大则有较丰富的铁矿石、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农产品出口量大，这种条件既有利于维持经济较长期的稳定增长，也为海外央行及机构持有这些货币创造了使用空间。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周期、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与美国、欧元区同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冲美元、欧元资产风险的选择。这些国家金融市场发展深度及流动性也为全球投资者和央行资产多元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非传统货币在国际上的使用空间有限。一是非传统货币国家经济体量较小，与其他国家经贸联系的程度有限，决定了其主权货币在国际上有限的使用空间。二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在一定的时期内货币跨境使用也基本成形，很难再有大的突破。三是随着新的技术发展，这些国家拥有的传统化石资源的价值及重要性会下降。四是地缘政治会波及这些国家，如瑞士近些年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选边站，其中立国立场受到质疑，其一直引以为傲的隐私保护也面临挑战。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的货币空间会受限，也比较容易出现新的替代者。

非传统货币国家没有固定的对外货币输出方式。如瑞士长期经常项目顺差，而资本项目长期逆差，成为净债权国；加拿大近些年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大量资本项目流入，成为净债务国；澳大利亚长期有经常项目顺差，从2024年转为逆差，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流入平衡国际收支，成为长期净债务国。这几个典型的非传统货币，虽然经济也呈周期性变化，但其在外汇储备中的地位并没有大的变化（见表1）。

尽管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作用目前仍被界定为非传统货币，但其与前几类货币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这将决定其不一样的发展空间。

第一，如前所述，在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发展格局中，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一极，这是决定人民币国际化使用空间的基本力量。从存量看，我国总体经济实力、金融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是全球15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全球三大供应链体系的重要一极。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贸易、投资、金融等总量中占比将有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空间将随之扩展。

第二，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激发持有人民币资产、负债的新空间。我国不断从制度层面推进与一些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将影响到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深度，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外汇储备的需求。

第三，我国经济具备中长期增长潜力，与其他经济体形成不同的发展周期，持有人民币资产、负债将是各国央行、国际投资者对冲全球风险的理性抉择。

第四，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是“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进的一种必然。从经济实力对比来看，“全球南方”国家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已经呈现出均衡态势（从地域看更明显，如2025年亚洲GDP在全球的占比为36.6%，北美为28.0%，欧洲为25.6%）。不仅经济总量，在产业体系、产业链布局以及技术发展水平上，“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甚至在一些领域形成了领先优势。这种均势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意味着治理规则应适应多极化的发展方向。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地位提升，是推动国际不合理秩序得以改进的重要因素，也将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