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WEF专家迈赫兰·古尔：中国科创正实现更多“0到1”突破

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李依农 报道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科技版图。随着AI浪潮加速发展，科技资源、资本和人才是否会进一步向少数国家和地区集中？中国又将在这一轮科技变革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谁在定义未来？》作者、前世界经济论坛专家迈赫兰·古尔（Mehran Gul）在接受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全球科技能力进一步向中美两国集中，目前全球超过90%的AI投资流向中美两国，顶尖人才和AI企业市值也高度集中于这两个市场。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失去创新机会，不同经济体仍可以通过产业链、资本、政府创新等不同方式参与AI发展。

在迈赫兰·古尔看来，中国是过去二十年全球创新版图演变中最大的变量之一。外界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认识经历了从“只会模仿”到“能够规模化生产”的转变，而他认为，这套传统判断早已无法准确描述当下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实现“从0到1”的突破。

与此同时，中国的创新潜力仍远未触及天花板。迈赫兰·古尔指出，与硅谷依靠顶尖高校、国防科研和风险资本形成创新生态不同，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先由大型互联网企业推动商业化，再逐步加强科研体系建设。未来，中国能否进一步吸纳全球顶尖人才，将成为影响其创新能力的重要变量。

AI时代，谁在定义未来？迈赫兰·古尔认为，真正理解未来的全球创新格局，需要看到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类型的创新正在如何发生。

AI浪潮下科技能力向中美集中

南方财经：你的书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谁在定义未来？”是什么促使你开始这项研究？

迈赫兰·古尔：我关注这个话题差不多有十年了，大约五六年前，我开始写这本书。

2020至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外界曾出现大量评论，认为硅谷正在衰落，美国不再是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在我看来，2017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美国境外新诞生的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首次超过美国本土。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人工智能热潮兴起之前。这让我开始思考：我们谈科技时几乎总是想到美国，再提及一下中国，但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而我最终得出的结论和我写作之初的设想并不相同。我发现，虽然全球各地涌现出不少优秀科技企业，例如瑞典的Spotify、加拿大的Shopify、荷兰的阿斯麦（ASML），但伴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科技能力正越来越集中于美国和中国——全球超90%的人工智能投资流向中美两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才大多汇聚于此；AI企业的市值也主要集中在中美市场。

回顾过去二十年创新格局的变迁，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的发展。最初，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只会模仿，缺乏创新能力；之后观点又转变为，中国能够生产产品，却无法掌握产品背后的底层科学。但如今情况早就发生了变化。人工智能领域引用量最高的100篇论文中，约40篇出自中国。足见中国在基础科学层面已经具备了创新实力，但很多人尚不了解这一点。

南方财经：你提到AI热潮正在让科技能力进一步向中美集中。未来还会出现其他的创新力量或创新中心吗？

迈赫兰·古尔：如果看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全球范围内仅有美国和中国能够同时拥有优秀的电动车企业、人工智能企业、航天企业以及电池企业。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无法孕育优质的细分赛道成果或是优秀企业。以近期情况为例，三星与SK海力士的市值均突破万亿美元。二者能够达成这一规模，源于其在半导体供应链，特别是英伟达GPU相关供应链中占据的十分关键的地位。

再比如欧洲拥有很多设计与游戏企业，当然，其中不少现已被腾讯收购。实际上，我几乎想不出有哪家欧洲头部游戏工作室，未被中国母公司以某种形式控股，育碧、Supercell皆是如此。但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的运营主体仍留在欧洲，依旧属于欧洲企业。

因此，尽管我认为科技资源正逐步向中美两国集中，但在我称之为“第三地理区域”的地区，同样涌现出诸多值得关注的创新案例。

我认为我们往往会将创新简单理解为科技公司的创新，或者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创新，但创新也可以发生在政府层面，也可以脱离产品与服务的形态而存在。我们或许应当拓宽对于创新的理解维度，在这样的视角之下，其他国家的创新价值也会得到更多体现。

中国在越来越多科技领域实现“从0到1”的突破

南方财经：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迈赫兰·古尔：如果要总结关于中国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当下外界对中国形成何种判断，五年之后，这些看法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不准确的。

就在大约十年前，外界还认为，中国的价值仅仅在于拥有规模庞大的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展现出真正的创新能力。但现在，中国已经诞生了大疆、字节跳动这类企业，TikTok还一度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的应用，过去的那种观点显然已经站不住脚。

所以，当下关于中国的主流共识，会不会在未来同样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前在美国，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美国更擅长完成从0到1的突破，而中国更擅长从1到100的规模化落地，也就是美国负责创新，中国负责量产。我认为这种观点同样低估了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

在很多产业，中国不只是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同时也在前沿领域开展创新。比如中国造出的电动车，整体水平优于全球其他地区；再看太阳能产业，曾有德国人士跟我说，中国不只是太阳能产业里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本身就几乎代表了太阳能产业；又比如大疆的无人机产量，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的总和。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我认为，当前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有二：

第一，“美国从0到1，中国从1到100”这套论调已经过时。实际上，中国已经在不少领域完成了从0到1的原始突破。

第二，人们过度聚焦于月之暗面、智谱这类明星AI企业，而忽略了中国科学界正在发生的更深层次变化。这些大模型只是这一变化催生出来的下游成果。

中国创新潜力远未触及天花板

南方财经：你会把创新生态系统比作“土壤”。如果看中国，你认为是什么让这片土壤如此适合科技企业成长？

迈赫兰·古尔：推动中国科技生态形成的要素，与推动美国科技生态形成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异。

人们常常讨论如何复制硅谷模式，有意思的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需要拥有斯坦福这类高校、大量国防科研资金，再加上风险资本。但反观中国，发展路径几乎截然相反。

回到十五到二十年前，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相继崛起，当时中国科技产业基本就由四五家头部企业主导。中国的发展路径大致是，依托这些大型企业，先完成本土市场的商业化，之后再逐步加强各类科研机构建设，进一步夯实基础科研实力。

此外，在美国，很难想象科技产业可以在脱离移民群体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微软首席执行官是移民，谷歌首席执行官也是移民，我们常常忽略埃隆·马斯克同样是来自非洲的移民。而中国科技行业从业者几乎全部为本国人才，还没有充分利用全球人才库。所以，中国科技的发展潜力还远没有触碰到天花板。不过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相关消息，比如哈佛、牛津的顶尖教授选择来清华授课。

未来，要从这片创新“土壤”里挑出一个值得持续观察的变量，那就是中国能否进一步吸纳更多海外人才。

南方财经：如果说中国创新生态走出了不同于硅谷的路径，深圳或许是其中最鲜明的案例。你认为深圳的故事独特在哪里？

迈赫兰·古尔：人们很容易低估深圳在上世纪70年代起步阶段的独特性，毕竟如今中国已经涌现出不少同样高速发展的城市。但在我看来，深圳真正的独特之处，是我在其他国家未曾见到的一种发展思路：专门划出一块区域，试行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经济理念，看看效果如何，如果可行，再把这套理念推广到其他地方。

所以我认为，深圳体现出了中国在思维层面上的高度灵活性——敢于打破固有认知，开展各类差异化试点和探索。多数国家往往只会固守既有的理念，而不会选择换一种方法尝试。

创新没有万能公式

南方财经：除了中国，你也研究过瑞士、韩国的创新中心。是否存在一种“神奇公式”能把一个地方变成下一个创新中心？

迈赫兰·古尔：大部分科技相关的研究，都仅仅聚焦美国与中国。而我认为，把更多地区纳入讨论的价值正在于，它可以打破我们对创新环境与创新所需条件的固有认知。

我们去观察斯德哥尔摩、首尔，乃至伦敦、多伦多这些城市就会发现，它们走的并非硅谷模式。不同地区，创新的生成方式也不同。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只观察硅谷或是深圳，你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认为创新只会诞生于新兴企业。但把目光投向韩国就会看到，当地几乎所有创新都来自老牌企业，SK海力士、现代、三星皆是如此。这些企业当中，不少最初并不是科技公司。这就说明，老牌企业同样可以持续创新。比如任天堂已经拥有百余年历史，至今依然是游戏产业的重要力量。

所以我并不认为创新只有一种模式。

南方财经：AI正成为下一轮科技浪潮的重要驱动力，哪些地区最有条件抓住AI时代的机遇？

迈赫兰·古尔：虽然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集中在中美两个国家，各类新闻头条也大多围绕这两个国家展开，但这不代表其他国家就无法在这一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越来越多地观察到，部分国家或许不具备直接开展技术层面竞争的实力，但它们选择以其他方式参与到AI浪潮当中。

比如阿布扎比的主权财富基金，是美国AI数据中心建设热潮里规模庞大的投资方。再看挪威，其主权财富基金如今持有大量美国科技企业股权。

再比如新加坡的政府投资机构GIC与淡马锡，投资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一众中国企业，并且新加坡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还在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大量中国科技企业也纷纷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开展业务，新加坡也借此获得发展红利。

这些案例都表明：虽然人工智能领域的焦点都集中在中美两国，但仍有不少国家，即便无法成为主导者，也能够在AI产业链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全球科技格局趋于分化

南方财经：随着科技加速发展，地理位置对创新来说还重要吗？

迈赫兰·古尔：地理位置正变得愈发重要。

在开始这项研究之初，我原本预想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即大家普遍认为的硅谷优势会向云端转移，创新也将走向去中心化。

观察当下现实，在中国，创业者扎根深圳，依旧能获得巨大优势；在美国，创业者立足硅谷，同样可以收获极高价值。

因此我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如今，地理位置比五年前更加重要。

南方财经：科技竞争日益加剧，但创新离不开全球合作。各国该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到平衡？

迈赫兰·古尔：我们之前的讨论大多聚焦于积极的一面：创新正在不断发生，并且愈发活跃。虽然中美两国的科技竞争力领先全球其他地区，但不可否认，欧洲、印度等地涌现出的科技企业，数量也比过去更多了。

但如果说有什么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全球科技格局似乎正在日益分化，逐步形成两套相互独立的发展轨道。各个主体似乎不得不做出选择，要追随哪一套技术体系。

因此遗憾的是，当下的趋势是合作不断收缩，而非进一步深化。这也是现实当中较为悲观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更多脱钩现象，而非相反。

南方财经：如果全球面临更多脱钩，这对科技创新的速度会产生什么影响？

迈赫兰·古尔：按照常理，如果对一家企业或是一个国家施加限制，势必会对其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现实当中，很多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

以华为为例，这家企业原本发展势头良好，之后承受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但如今华为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过去，华为存在的许多薄弱环节，以及外部力量可以用来限制其发展的各类手段，如今都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华为已经实现了更多的自主化。

我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对中国其他企业来说是否也是如此？当外界试图阻止一股力量崛起时，企业自身反而因此变得更为强大，因为它完成了产业多元化，也实现了技术自主。

因此，虽然一些阻碍可能会减缓发展的脚步，但华为的案例告诉我们，有时候给事物的发展设置障碍，最终反而会使其变得更为强大。

要以更广阔的视角理解创新

南方财经：在采访近200位科技领域人士、研究全球创新中心之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迈赫兰·古尔：我想说两点。一是关于中国的。我惊讶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之大。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中国发生的变化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深入了解细节，你对中国的评价很可能会比最初更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地区，看上去拥有比中国更好的科技发展基础，按理说也有条件成为重要的科技力量。可最后实现这一切的却是中国。这一点不断让我感到惊讶。

第二点是对“创新”的理解。现在谈起创新，我们几乎只会谈论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但看看新加坡、瑞士这些地方，就能看到创新还存在其他模式。

举个例子，在美国，人们几乎不会去问政府能不能创新，甚至根本不会产生这种期待。但在新加坡，政府就是最具创新能力的机构之一。新加坡有GovTech这类内部技术团队，专门为本国政府开发各类产品和服务，运作方式就和初创企业面向大众开发产品一样。

再看瑞士，它没有谷歌、Facebook这类大型科技公司，但是它的铁路系统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全面电气化，让人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私人汽车出行。

这说明，我们去研究其他地区，不只是为了把更多国家纳入讨论当中，更是因为别的地方可能正在发生着我们尚未注意到的另一种创新。所以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角来理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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