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I时代已开始”到“最动荡的转型期”：盖茨这三年看见了什么

来源：钛媒体

对AI的态度从长期乐观转向“刹车”，这是比尔·盖茨近日在个人网站发布约6000字长文，并接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专访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他的判断罕见地悲观：AI已在生物能力、网络攻击、心理社会影响、破坏就业四个维度跨过临界点，失控风险也出现迹象。而“整个行业之外，几乎没有人讨论”。

曾经的AI乐观旗手，成了当下最刺耳的拉响警报者。

从“AI时代已开始”到“动荡时代已到来”

华盛顿州柯克兰。Gates Ventures会议室的落地窗外，游艇在Carillon Point码头随波起伏，奥林匹克山脉横在天际。这片近乎不真实的宁静，与坐在窗内的人形成了反差。

70岁的比尔·盖茨在椅子里前后摇晃。谈起生物恐怖主义、经济动荡，乃至人类对AI系统失去控制的可能性，他语速越来越快，情绪越来越激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手记里写道：“景色如此美好，信使却一点都不平静。”

同一天，盖茨在Gates Notes发布长文《动荡的AI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至关重要》。这是这位曾经的“AI乐观旗手”，第一次系统性踩下刹车。

在这篇长文的开头，盖茨先交代了自己的身份：“我这辈子只干过两份工作。第一份是开发软件，第二份是2008年起的慈善事业。”他坦承，自己的投资与微软和AI公司仍有联系，“读者得自己判断这是否遮蔽了我的观点”。这份自我怀疑，反而让后面的警告显得更有分量。

2023年3月，他写下《AI时代已经开始》，把人工智能比作手机和互联网，称其“具有革命性”，相信AI将重塑教育、医疗与气候应对。而2026年的新长文，基调完全变了：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向AI时代的过渡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而世界“还没有做好准备”。

盖茨在专访中解释了转变的契机：2025年第四季度，Claude Code、上下文缓冲区、智能体方法以及底层模型本身的进展，让编程能力跨过了一个“巨大的临界点”。几个月后他才意识到，那不只是编程的临界点，同时也是一个网络攻击的临界点。

他分析，人们之所以低估AI的影响，有两个原因。一是模型仍在犯错，不久之前，它们还解不出一道简单的数独，也数不清“strawberry”这个词里有几个r；二是历史类比具有误导性。但可靠性问题正在被快速解决，“模型可以检查自己的工作并自我改进，很快将在许多任务上显著优于人类”。

真正改变他判断框架的，是一个更根本的事实：过去的技术经验在这里失效了。个人电脑花了二十年才显著改变工作方式，而AI跑在人们已有的设备上，使用自然语言，“我们不必适应它，因为它能适应我们”。他把这个判断浓缩成一句话：

“这一次，真的不一样。”

盖茨对AI的公开表态，从2023年的乐观旗手转向2026年的警报旗手

五个临界点，与一份到期的承诺

盖茨警告的核心，是一个时间错位的问题。

多年来，行业反复说同一句话：等接近临界点时，我们会认真研究如何让技术“只落在好人手里”，如何阻止模型做不该做的事。言下之意是，到那时我们一定会动手。“现在，那一刻到了。”盖茨说，“我们的答案却是‘自愿审查’。”

他在专访中，把已经跨过或正在跨过的风险归为五个维度（见下图）。他的长文则以“三大风险”为框架，从就业、作恶能力与心理社会影响三个角度展开。

生物能力。任何能设计新分子的模型都应受到监控。他认为，相比自然发生的大流行，生物恐怖主义风险“约可怕50倍，也更可能发生”。自然大流行是偶发的，生物恐怖主义则是主动的，攻击者可以选择时间、地点与目标，还可以反复试错。

网络攻击能力。非技术人员借助AI发动网络攻击的门槛已经消失。“能找出软件漏洞以便修复”和“帮助罪犯利用漏洞”来自同一个模型，无法拆分。他在长文中写道，自己认识的最懂网络安全的人，对未来几年“感到害怕”。

心理社会影响。AI伴侣“从不会对你发火，永远在线”，可能让年轻人沉迷，并偷走他们从与人相处中习得的经验。他提到，中国已全面限制针对未成年人的AI陪伴应用，禁止虚拟亲属与虚拟恋爱对象。

破坏就业能力。约50%的岗位是“不需要一辈子经验”型的，电话销售、客服、财务结账。定义足够清晰的岗位，“AI做得更便宜，也更好”。

失控风险。盖茨在专访中的措辞略有摇摆，既称“缺乏控制这一点也已跨过”，随后又表示“出现迹象，可能正在跨过”，本文采用了相对保守的表述。

他甚至对担忧的方式本身提出了批评：“如果你担心AI，去数据中心抗议，并不是开启这场辩论最有效的方式。你可以停掉美国所有数据中心，也无法改变我谈到的任何一个问题，就像对石油公司高管吼叫，解决不了气候变化。”在他看来，把AI的风险简化成“建不建数据中心”，是一种危险的误解。

盖茨的焦虑，不在于这些风险本身有多新鲜，而在于风险已经成为现实，讨论却依然缺席。他特别举了编程能力的例子：“然后呢？发生了什么？几乎什么也没发生。”

盖茨的判断：生物、网络、心理社会、就业四个维度已跨过临界点，失控风险“出现迹象”

就业：温水，还是悬崖？

在盖茨的警告里，就业是最容易被量化、也最贴近普通人的一环。他给出了三个参照数字（见下图）：约50%的就业市场由规则清晰的“非经验型”工作构成，AI能做得更便宜、更好；机器人一旦跨过能力临界点，可能“砰”地一下影响近30%的就业市场；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失业率约为25%，而AI带来的冲击“不会随经济周期消失”。

他的判断与以往技术革命的差别在于，AI能同时进入所有行业，以远低于人力劳动的成本，替代极高比例的认知劳动，且错误率最终可能低于人类。“现在看到的那些经济统计数据，本身就是有误导性的。”

这种冲击已经露出苗头。盖茨在长文中引用数据指出，生成式AI大规模普及后，年轻工人中那些最容易替代的岗位，就业出现了显著下降，而年长的同事没有。白领岗位正在“温和地”被波及，只是大多数人尚未察觉。

年轻人的处境格外引人关注。国际劳工组织2026年8月发布的《全球就业趋势·青年篇》显示，2025年全球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12.4%，约6700万青年处于失业状态；报告将技术变革（包括AI）列为影响青年就业的因素之一，但也提醒，其对就业的直接冲击目前尚难定论。盖茨对此尤为担心：年轻一代是最活跃的AI使用者，看得见技术的能力与迭代速度，“也难怪他们对AI的观感如此负面”。

盖茨对就业冲击的量化判断：三个数字均为其个人口径，而非既成事实

盖茨的药方：把转型变成一道政策题

如果说“拉响警报”是盖茨的第一反应，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开出的药方，几项颇为激进、也未必成熟的制度设想。

第一，人类保留岗位。由社会约定，某些工作即使AI和机器人完全有能力完成，也仍只允许人类来做。他把这类岗位类比为“自然保护区”。保留可以是永久的（触及“何以为人”），也可以只是过渡（让53岁的卡车司机不必立刻转行去托育）。他甚至建议，可参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用关税让“必须由人类生产”的商品在各国间公平竞争——“人类保留岗位”最终会从就业政策，变成一个贸易政策。

他坦言，这个概念还有大量没想清楚的问题：谁来决定哪些岗位保留？用什么标准？如何防止企业阳奉阴违？在专访中他进一步估算，人类保留岗位的比例很难超过30%到40%。

第二，机器人税与token税。让“替代者”为转型买单。token税可规定部分收入上缴政府，用于帮助因AI失业的人；机器人税则是他多年前就提出过的老主张，如今机器人已站在就业市场门口，语境完全不同。他承认这套方案有软肋，可能拖慢AI行业，也难以区分“帮助创新的AI”与“替代岗位的AI”。但他坚持一个判断：

市场不会自动处理这场转型，需要制度介入。

第三，对分子模型强制监控，并与中国合作。他主张，美国应明确规定：任何能设计新分子的模型都必须接受监控，不得被复制进一个删去监控逻辑的“黑箱环境”。然后去跟中国谈：“我们能不能在这件事上达成一致？”他的逻辑是：生物恐怖主义的“市场”并不大，而防止它的收益是巨大的。

此外，他还呼吁建立国内与国际的双层治理框架，正如9·11之后，美国为改进“国家安全这一单一职能”做过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AI治理需要的更多；国际层面则可借鉴核武器检查、国际航空监管与臭氧层保护协议的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盖茨并不否认AI的巨大好处。他在长文中用相当篇幅描绘了乐观面：AI能加速清洁能源、癌症治疗与新药研发；能让低收入国家的农民获得比今天最富裕的农民更好的种植建议；能让复杂的政府服务“不再让人想放弃”。他的判断是：“我们用AI做的好事，可能会非常好。”问题在于，好处与风险在同一个时间点抵达——“我希望世界能快速获得好处，同时尽可能推迟问题，但两者正同时到来。”

对“全民基本收入”，盖茨的态度依然克制：“我们还没有富裕到能够负担UBI。”他给出的时间表是：未来10到20年是一段剧烈动荡期，之后社会才可能进入相对稳定的丰裕状态。到那时，人们从小就会知道，这个社会在食物与服务上已经拥有某种程度的丰裕。

盖茨提出的政策工具箱：左栏应对就业与转型，右栏聚焦安全与治理

行业为何沉默：一个结构性真空

盖茨警告中最锋利的部分，不是政策设想，而是他对行业的公开开火。

他回顾了这些公司的创立故事：OpenAI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斯克担心谷歌无法妥善管理AI；DeepMind的创始人曾与谷歌管理层谈判，希望为技术设置特殊治理机制，“一旦能力达到某个网络安全临界点，公司就可能主动暂停”。所有人担心过，所有人承诺过——“接近临界点就采取措施”。

“现在，我们都跨过了这些临界点。”盖茨说，但“所有公司都决定对外说好话，因为所有人还等着融资数万亿美元。”

行业的态度是，“公关叙事必须做得更好”，谁一直说行业坏话，“那干脆就走吧”。

更深的症结在政府。盖茨指出，过去政府是前沿技术最重要的采购者，喷气式飞机、火箭都是如此；而今天，政府既不是AI最重要的买家，也不是主要研发资助者。“政府内部的技术认知未必够深，而它恰恰是唯一有能力制定规则的机构。”

在他看来，与中国合作不是姿态，是绕不开的一环。“就算撇开AI，中美之间也有双赢的合作空间，但最值得合作的领域就是AI。”他主张先从最没有争议、也最容易达成共识的议题入手，比如对能设计新分子的模型进行监控。目前为什么连这种讨论都缺席？他认为，这正是行业与政府集体失语的症候。

于是形成一个结构性真空：行业不愿管，政府不会管，“谁都不管”便成了默认状态。

警报，与充耳不闻

最后，盖茨被问到一个私人而尖锐的问题：经历过爱泼斯坦争议、疫苗阴谋论的围攻，你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效的发声者吗？

他的回答里有罕见的自省：“我是一个亿万富翁，我的钱来自科技行业。某种程度上，这反而让我现在说这些话更有说服力。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站出来批评创新本身，是很反常的。”停顿片刻，他补了一句：“我居然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最后变成我比很多人都更大声地拉响警报。”

盖茨的警告未必全部正确，他的政策建议也未必可行。但这件事真正的分量，或许不在这份警告本身，而在于它所暴露的处境：当一项技术的破坏性能力已经成为现实、而社会仍在等待它“变得更好”时，一个本该为技术创新欢呼的退休亿万富翁，成了唯一愿意在阳光下喊出声的人。

真正危险的，或许早已不是AI本身，而是我们集体学会了充耳不闻。（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硅谷Tech-news，编辑 | 焦燕）

参考链接：

https://www.gatesnotes.com/home/home-page-topic/reader/a-turbulent-ai-era-and-critical-choices-to-make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8/26/1142946/bill-gates-ai-danger-threshold/

https://www.gatesnotes.com/The-Age-of-AI-Has-Beg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