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特写｜耗资数亿进退两难，瑞银内地财富管理子公司三年折戟

（瑞银基金总部所在地  图源：前海嘉里中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黄子潇 深圳报道

成立逾160年的外资财富管理巨头，不得不为一场昂贵的试验买单。

9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瑞银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银基金”）经营受挫，或将面临业务关停与团队解散。这家公司，正是瑞银旗下数字化财富管理平台“瑞富众”的运营主体。

记者从多个独立信源确认了上述信息。截至发稿，瑞银未就置评要求作出回应。

9月7日，一位已离职的瑞银基金员工向记者还原了这家公司由盛转衰的完整轨迹。他表示，该公司的展业早在一年前已实质性停滞，而他随后转投了另一家金融机构。

他为瑞银基金的三年折戟总结了多个原因，包括外资水土不服、集团决策机制繁琐、项目推进缓慢等。而在业务关停后，还将涉及员工安置以及资金承接的善后工作。

直到今年，诸多迹象才开始显露：瑞富众APP以及官方公众号的资讯停止更新超过8个月；今年7月以来，申万菱信、信达澳亚、景顺长城、天弘基金、前海开源、摩根基金等多家公募密集终止与瑞银基金的销售合作，最终引起了市场关注。

而在另一端，持续数年的增资仍在进行。今年6月30日，瑞银基金的注册资本刚完成一轮增资，由6.36亿元增至6.69亿元。增资与撤退，两个看似矛盾的动作，同时指向这家外资独资基金销售机构的进退两难的处境。

不过，瑞银在内地尚握有证券、银行、公募等多张牌照，即便瑞富众受挫，其在华财富管理版图仍有更多布局。

筹备五年，展业三年

公开信息显示，瑞银基金成立于2018年2月，其前身为瑞银前海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由瑞银集团（UBS AG）全资控股。2021年10月，公司获批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成为国内第二家外资独资基金销售机构；2022年10月，公司推出瑞富众平台，定位为瑞银集团在亚太区首个数字化财富管理平台。

尽管数字化平台更适用于长尾客群，瑞富众却将目标客群锁定在流动资产100万元至700万元的中高收入人群。

与蚂蚁基金、天天基金等互联网平台“基金超市”的模式不同，瑞银基金刻意走了一条“精品店”路线，上架基金数十只。瑞银基金总经理何秀鸿曾在多个场合强调，瑞富众虽然拿的是基金销售牌照，但定位不是销售平台，而是财富管理平台。

时间回到2022年10月，瑞银在深圳前海为瑞富众的上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启动仪式。瑞士驻广州总领事彭逸凡、时任瑞银集团中国区总裁兼瑞银证券董事长钱于军、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联席主管卢彩云悉数出席；时任瑞银亚太区执行总裁许健洲、瑞银财富管理全球总裁Iqbal Khan进行了远程致辞。

彼时，许健洲对瑞富众寄予厚望，表示瑞银的目标是成为中国领先的国际财富管理机构及中国目标客户首选的数字化财富顾问。何秀鸿向媒体表示：“我们的平台远远超越了简单地提供某一项服务或产品的范畴，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

（图源：瑞富众）

2023年末，何秀鸿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描绘了一幅进取图景，表示瑞富众成立至今的员工人数已经翻番，团队约50人，60%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70%拥有金融科技背景，平均年龄33.5岁。

平台初期，瑞富众与国投瑞银、景顺长城、汇丰晋信等多家公募合作，截至2025年上半年共上架68只产品，其中近半数主要投向海外。系统搭建上，瑞富众与腾讯云、金证股份、深证通合作，宣称可实现“3分钟开户”和“每分钟1万个客户登录”。

然而，2026年下半年，多家公募基金与瑞银基金密集解约。

今年7月31日，申万菱信基金、信达澳亚基金公告，自当日起终止由瑞银基金办理其旗下基金的销售相关业务；8月25日，景顺长城基金公告，自9月30日起终止与瑞银基金的合作，并提示持有其旗下基金的投资者于9月11日前自行办理转托管或赎回，逾期未处理的存量份额将直接转至景顺长城直销平台；9月以来，天弘基金、前海开源基金、摩根基金均先后发布了相关解约公告。

“第一个活动，就已经不太成功”

一位已离职的瑞银基金前员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原了这家公司由盛转衰的轨迹。

该前员工回忆，他被“外资加互联网”的美妙组合所吸引而选择加入。他认为，瑞银160年外资巨头的招牌与互联网模式的结合，一定会一炮而红。在他看来，公司经营模式受挫的苗头，早在第一个大型市场活动时便已显现。“2023年初的瑞雪嘉年华，以互联网公司的标准去衡量就已经不太成功。”

该前员工说，彼时恰逢管控放开进行活动拉新，但数据上不太理想。此后，公司多次大型活动效果均不及预期，最好的项目中，拉新与交易用户数的增长也不过双位数。

（瑞富众小镇  图源：瑞富众）

2024年初，亦有另一位瑞银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及，瑞富众团队的项目推进效率低。“和他们开会沟通，感觉上线一个功能很慢。”

数据层面的疲态更为直观。该前员工透露，瑞银基金保有量的顶峰约10亿元，且大部分都归属机构客户，零售客户占比较低。从2023年到2025年，公司展业逐步陷入停滞。“2025年下半年，实际就没有继续展业了。”

在他看来，折戟的一个原因在于外资过去聚焦高净值客群的惯性，导致其不适应中国内地市场现状。

他分析称，公司管理层多来自瑞银集团，通常带着服务高净值客户的思维来服务零售客户，零售客群需要的产品门槛低、渠道多，若没有特殊福利与配套，很难愿意单独下载一个APP。

与此同时，他认为瑞银或高估了自身在内地的知名度，品牌的冷启动同样艰难。公募代销门槛低、长尾客户的走量本就至关重要，而瑞银基金恰恰在“接地气”与“走量”上两头不靠。

瑞富众也许在本地化方面做过努力。2023年，何秀鸿曾向记者表示，瑞银基金大部分员工来自内地，很多都拥有海外经验。然而，水土不服并非唯一原因。

管理与机制的掣肘同样明显。记者了解到，瑞富众的首席运营官蔡永为来自新加坡，业务负责人则换过两轮。

在更上层的治理结构中，何秀鸿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则多由瑞银集团派驻，包括瑞银全球财富管理联席总裁兼亚太区总裁Iqbal Khan、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主席卢彩云、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信息官Kishore KV等，多数挂职董事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

尽管定位数字化平台，瑞富众却缺失基础功能。“定投是很基础的功能，但拖了两年，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推出来。”在该前员工看来，根源在于母公司流程冗长、决策链路与互联网金融的节奏脱节。选品环节同样掣肘，因母公司筛选标准严苛，公司曾计划上线三只私募产品，最终仅落地一只。

“One UBS”，多线作战

瑞银在中国内地的财富管理布局，远不止瑞富众一个棋子。加上瑞银证券、瑞士银行（中国）、国投瑞银基金等，“一个瑞银（One UBS）”是瑞银集团对旗下业务的一个理想化预期。

据悉，瑞银基金直接向香港的卢彩云汇报，与瑞银证券是平行关系，两个团队之间关系微妙。在这位前员工看来，瑞富众与兄弟机构之间的协同并不明显，“One UBS”的理念未能充分体现。

近年来，瑞银证券在深圳定期举行A股研讨会，瑞富众亦举行了多次周年庆活动，但彼此间并未出席对方的活动。前者的办公室位于福田，后者位于前海。

瑞银证券作为持牌券商，同样拥有基金代销资格，与瑞富众的业务不免有重叠。事实上，假设瑞富众定位长尾零售客群，瑞银证券定位高净值客群，理论上本可形成高低搭配梯度。

形成对比的是，同集团的兄弟机构正处于高增长通道。

年报显示，2025年瑞银证券实现营业收入18.88亿元，同比增长80.2%；净利润7.30亿元，同比增长387%；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7.26亿元，同比激增102.8%。这一年，瑞银集团还完成了对瑞银证券的全资控股，瑞银证券由此成为国内第五家外资独资券商，注册资本亦由14.9亿元增至22.1亿元。

瑞士银行（中国）则延续着稳健的小而精路线，注册资本仅20亿元，在北京、上海设有网点，员工规模约60人。

就瑞银在内地的财富管理牌照而言，随着瑞银证券完成全资控股并获公募基金销售资格、瑞士银行（中国）持续深耕高净值客群，瑞银集团对瑞富众的取舍，或许更多是集团对“数字化大众财富管理”这条细分路径的再评估，而非其在华财富管理布局的退场。

（9月1日，瑞银证券在深圳举行A股研讨会，20余位瑞银分析师到场）

体面退出

瑞银基金的退场，还将涉及两方面的善后工作：员工安置与客户资产的承接。

记者了解到，公司在员工安置方面展现出了较强的人文关怀，多数员工获得了丰厚的离职补偿。

“上个月不少前同事领了‘大礼包’，比较开心地签退了。”另有部分员工转岗至瑞银证券。在该前员工看来，“至少熬了几年，还比较得体地退出”。他同时提到，公司位于前海嘉里中心的办公室即将退租。

在客户资产的承接上，前述前员工向记者透露，公司不会对存量客户强制赎回，而是优先转托管，无法转托管的再与客户沟通赎回。

撤退在今年5月已现端倪。5月26日，瑞富众就发布了关于基金转托管的操作指引。

同时，这与景顺长城基金、前海开源基金公告中“投资者未做处理的，本公司将直接为投资者将存量份额转至本公司直销平台”的安排相呼应。转托管的截止时间已在公告中明确给出：通过瑞银基金持有相关基金的投资者，需要在9月11日15:00前通过瑞银基金办理份额转托管或赎回业务。

五年筹备、三年展业，持续增资，是瑞银集团为这场“数字化大众财富管理”试验付出的代价。

工商信息显示，瑞银基金销售的注册资本已从成立之初的2.06亿元，历经2.9亿元、3.95亿元、5亿元、5.68亿元、6.36亿元，一路增至如今的6.69亿元，最近一轮增资发生在2026年6月。该前员工称，瑞银集团“每年都是以亿为单位投入瑞富众，主要都是人员成本”。

瑞富众的折戟并非孤例。在基金降费的大背景下，外资机构和内资尾部机构在公募和基金销售等零售金融市场屡有收缩。

外资方面，施罗德关闭在华公募业务，先锋领航退出内地市场，范达终止公募牌照申请，富达规模一度大幅缩水；内资方面，今年以来也有中证金牛、浦领基金、凯石财富等机构关停基金销售业务。

而更为缺乏流量与渠道优势的外资独立基金销售机构，面临更严峻的走量难、留存难的困境。

回到瑞银基金和瑞富众本身，这一探索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它以“精品店”理念对抗“基金超市”的流量逻辑，让瑞银CIO的观点以更低门槛触达大众客户，并在外资投教上先行试水，为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大众财富管理市场提供了真实但成本昂贵的样本。

如今，当外资机构重新审视自身在华财富管理的可行路径时，瑞富众的进退，仍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