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悬崖之下，难者得增量：生物类似药为何冷热不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季媛媛

2025年全球生物类似药市场规模约362亿美元。BCG预测，到2035年将突破2400亿美元。未来十年，118款生物药集中面临专利悬崖，释放市场价值高达2340亿美元。 

数字很热，缺口却很冷。BCG合伙人杜菁在近期举办的复宏汉霖研发开放日上提醒：“如果现在看这118款即将到期的分子，只有极少数现在是非常火热地在开发，因此其实还有大量的缺口是有待生物类似药填补的。”

为什么大量品种无人问津？机会为什么不缺？出海为什么不易？政策松绑为什么不是捷径？答案指向同一个逻辑：增量不在“抢热门”，而在“做难事”。

机会不缺，难在做出来

生物类似药市场的叙事，长期被简化为“专利悬崖释放增量”。但专利到期不等于市场机会自动释放。化学仿制药领域，专利到期后仿制药蜂拥而至是常态；生物药领域，情况截然不同。

复宏汉霖首席商务发展官曹平给出反直觉判断：“生物类似药比生物创新药在某些部分还要难，哪个部分？就是CMC（化学、制造与控制）。” 

她解释：生物创新药只需保证自身批次间稳定性，而生物类似药在保证自身一致性的同时，还要和原研药高度对标。一款抗体在Fc端可挂载15种以上不同糖型结构，这些糖型直接决定ADCC细胞杀伤活性、PK特性和免疫原性，组合复杂度呈指数级放大。

以西妥昔单抗为例，它的宿主细胞是SP2而非CHO。SP2细胞系的α-Gal糖型会导致免疫原性增加，CHO细胞系的β-Gal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免疫原性。更关键的是，西妥昔单抗Fc端有两个糖基化位点，难度从曲妥珠单抗的“2的15次方”跃迁为“4的15次方”。 

“FDA网站上，Sandoz等企业都曾在西妥昔单抗的Phase 1阶段停滞。”曹平说。 

这不是孤例。麦肯锡此前研究显示，生物类似药从临床前到临床的整体成功率仅37%。辉瑞、Sandoz、Teva、Celltrion、三星生物等全球头部生物类似药企业，都曾在FDA被要求补充CMC数据——你的CMC工艺不够稳健，相似性不够充分。 

这构成增量的第一层逻辑：真正的增量不在“大家都在抢的品种”里，而在“别人做不出来的品种”里。

复宏汉霖CEO朱俊把策略讲得很直白：“与其做100个品种，每个品种只能卖1亿元，跟做5个品种、每个品种卖20亿元，我情愿选择那个难的。”

他的逻辑是：低壁垒品种必然被follow、被compete，最终陷入红海；高壁垒品种，因为别人做不到，反而能保持定价权和利润空间。“一个公司如果有一个100亿元的品种，跟公司有100个1亿元的品种，市值至少差10倍。”

这个判断对整个行业成立。当大量企业扎堆K药、O药等热门药物时，那些年销售额在20亿美元量级、但技术壁垒极高的“小而美”品种，反而成了被忽视的蓝海。西妥昔单抗、伊匹木单抗，都属于这一类。

曹平透露，复宏汉霖是全球唯一将西妥昔单抗生物类似药推进至关键一期临床的在研企业，伊匹木单抗也是全球唯一在注册PK临床中的产品。

但做出来只是入场券。国内支付天花板和集采压力，很快把问题推到下一层：出海。

出海不难，难在体系化

国内市场的天花板正在到来。

2025年11月，部分生物类似药被纳入第十批国家集采，最高降价幅度达90%。 

朱俊判断：一个产品、一个管线只在中国市场，在单一市场去增长、竞争，是没有出路的。

理由很清晰：中国市场的定价基本是欧美定价的1/10甚至1/20，支付体系暂时还到不了让企业创新价值最大化的地步。“价又定不高，竞争又是红海，最终大家一起吃那些已经不那么大的蛋糕，出路当然难。”

出海成为本土药企的必选项。但出海方式正在分化。

目前主流模式是License-out，把海外权益授权给跨国药企，拿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这种模式现金流回笼快，但天花板明显：企业拿到的只是分成，无法沉淀体系能力。

朱俊有一个尖锐观察：“你靠对外合作做不了跨国药企（MNC），只有每个环节躬身入局，自己蹚出一条路，自己头破血流，才会在这个环节上把自己的短板补齐。” 

复宏汉霖选择了一条更重的路。它的全球临床团队规模近800人，覆盖20多个国家、1000余家临床研究中心。在欧美做临床试验不依赖CRO，而是自建团队直接与PI沟通。 

朱俊解释这个选择时算的不是财务账：“用CRO，他们没有accountable，信息带到了就算弄完了。但自建团队获得的数据质量、强度，对你决策质量的提高，是非常划算的。” 

复宏汉霖国际市场首席商务官Darius Panaligan把这种能力称为“全球商务引擎”的基础。他提到，公司分三步走：2026—2027年构建直接市场准入，2028—2030年加强商业能力，2030年之后成为全球生物制药领导者。“我们不可能在每个国家都建立团队，但会在必赢市场建立子公司，在成功市场通过合作伙伴覆盖，在其他市场保持关注。” 

这种“自建+合作”的双轮驱动，正在被更多本土药企验证。但朱俊提醒，体系出海的前提是产品力。“全球化，最终看的还是你的产品力。你产品力没有，那就很难。” 

以PD-1为例：复宏汉霖的PD-1在美国做临床，一开始美国医生会把最差的病人“死马当活马医”，但现在，用朱俊的话说，“美国医生愿意给我们更高质量的病人，而不是说一个小公司，就对付对付。” 

实际上，从药物发现一直到最终NDA，无论时间还是成本，本土药企与国外同行相比都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跨国药企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越来越多企业来到中国寻找分子。

杜菁提供的数据也指出，一个生物制剂的开发成本，基本上可能是美国的60%，甚至有些可以做到更低。随着欧美通胀持续、中国经济增长平稳，这种成本差距可能还会拉大。

然而，出海并非避风港。集采、免三期、全球定价体系的变化，正把竞争从产品推向体系。 

免三期？更是体系硬仗

本土药企在生物类似药领域的国际化，有几个趋势变量需要密切关注。

首先，集采压力倒逼出海，但出海不是避风港。国内生物类似药集采降价已成定局。朱俊的应对是：“2027年、2028年开始，我就不再关注国内生物类似药的收入数据了。”

这不是放弃，而是战略重心转移：把国内成熟产品的预期调低，把增量押在海外。2025年复宏汉霖海外产品收入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翻倍，占总营收约3%。绝对值不高，但增速指向清晰的趋势。 

其次，“免三期”政策被误读，CMC门槛实际提高。曹平专门拆解：“大家说不用做三期了，Biosimilar越来越容易了？我们在这里给你拆解一下，由原来的四个步骤到现在的两个步骤，就是现在的一期PK study必须要完整、深度地表征它的高度相似性。因为你现在不再有三期了，那么你的相似性的分析也占到了更大的主导作用。这两个环节最重要的就是CMC，监管对CMC的要求提得更高了。” 

这意味着，对CMC能力不足的企业，“免三期”不是降低门槛，而是提高前置门槛；对已有积累的企业，反而是拉开差距的机会。 

再者，全球定价体系变化。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最惠国定价”（MFN）政策引发行业关注。朱俊回应：“不会（影响）。”他解释，MFN不是说全世界定价最低的国家就是最惠国待遇，每个品种玩法不一样。毕竟，一般选择主动降价，都是这个品种的潜力看到头了，所以选择用哪个品种降价，是企业的抉择。创新药在中国也不是像大家说的不降价，也是有降价的。 

此外，中国生物类似药的全球市场份额与增速不匹配。杜菁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生物类似药在全球市场中只占5%，但增速高达19.6%。

“我们对比一下传统的仿制药，美国22%，但中国的仿制药在全球的渗透率很高，中国的仿制药盘子很大，基本上11%。对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的生物类似药甚至对比我们的仿制药赛道，未来一定会有上扬的趋势。”杜菁说。

这些变量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生物类似药市场的竞争，正在从“有没有产品”转向“有没有体系能力”。这个体系能力包括CMC工艺的稳健性、全球临床开发能力、国际注册报批能力、海外商业化落地能力，以及与国际伙伴建立长期信任的能力。

朱俊的一段话，值得整个行业思考：“这样一个企业，最重要是要‘放弃’。我们放弃了很多东西，比如我们要license-out做小青苗，很多东西可能很快就没了，但现在情况是我们要以这些为一个抓手、载体，不停沉淀体系能力。” 

在一个习惯用BD金额衡量出海成功度的行业里，选择做难而正确的事，需要定力。但正如朱俊所言：“做成难的事情以后得到的回报肯定不一样。”

生物类似药的增量逻辑，最终不在于品种数量，而在于市场数量；不在于短期交易，而在于长期体系。这条路更慢、更重，但也更难被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