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药业：“迟到”与“赶路”

2026年上半年，先声药业交出了一份令市场瞩目的成绩单：总营收45.8亿元，同比增长27.8%；经调整净利润9.64亿元，同比增长48.7%；创新药收入38.87亿元，占总收入比重攀升至84.9%。公司已将全年营收目标上调至突破百亿元，利润目标从16亿元上调至18亿元。

从2015年以仿制药为主，到如今创新药收入占比逼近85%，先声药业用十余年完成了一场战略跃迁。

而在2026年9月，十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药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不少于5个。生物医药由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为战略支柱产业。

政策东风之下，先声药业正站在新的起跑线上。然而，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先声药业集团总裁周云曙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成绩，而是反思：“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意识到了创新转型是必然选择，转型比较早，但就是速度不够快，目标不坚定。”

这份坦诚，在国内药企的公开叙事中并不多见。而恰恰是这种“迟到者的清醒”，构成了理解先声药业转型逻辑的关键线索：在《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后，在政策暖风来临之际，一家曾经依赖仿制药的传统药企，如何在错过先发优势之后，用更强的执行力完成基因重塑，并在全球化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周云曙。资料图

创新成色的炼成

成立于1995年的先声药业，以仿制药起家，一度是国内仿制药领域的头部企业。2001年，创始人任晋生提出将战略重心转向创新药，但真正彻底告别传统路径依赖，却花了近二十年。

“当旧业务还开展得比较顺利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勇气去调整发展方向，去调整优质资源的配置。”周云曙坦言，“对比国内一些领先型企业，先声实际上错失了一些发展机会。那个阶段可能仍然有一种仿制药和创新药并举的心态，而没有彻底切断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

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在传统药企中颇具代表性。周云曙曾用“三好学生”来比喻传统药企的处境：销售额要增加、利润要增加、研发费用要增加，三角形三边都要大。相比没有历史包袱的Biotech，传统药企的转型更为艰难。

转机出现在“十四五”期间。对比数据足以说明力度：研发投入从“十三五”的不到20亿元跃升至超过90亿元；研发人员从约300人扩充至1000人；“十三五”期间仅获批1个创新药物，“十四五”期间则获批了7个；创新药收入占比从约45%提升至约80%。从2021年到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始终保持在20%以上，最高时超过30%。

周云曙将这段转型历程总结为三点体会：第一，创新药升级必须首先完成人才升级。目前研发团队约1000人，硕士和博士占比超过70%，海外人才占比超过10%。第二，开放式创新是必然选择。先声通过百家汇等平台孵化创新项目，直接或间接合作及关联企业超过百家，形成了上下游联动、协同创新的生态。第三，创新要打基础。资金投入必须可持续，敢投入，而且要有容忍失败的心态，不能急功近利。

如今，先声药业已形成11款创新药产品组合，覆盖神经科学、抗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抗感染治疗领域。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增I期临床/IND项目6项，新开启III期临床3项，新增上市申请5项，创新药研发管线超过90项。多款后续创新品种将在2026年下半年至2028年上市，即将上市产品峰值销售额合计约150亿元。

先必新是先声药业的“拳头产品”。依靠确证的临床证据和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学术成果，先必新系列已成为中国脑卒中领域神经保护的基石产品，上市以来累计销售额突破100亿元。2026年7月，先必新注射液纳入最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有望带动峰值销售额提升15%；舌下片剂型也在争取纳入医保，以利于足疗程使用并扩大患者覆盖面。

但先声药业正在努力摆脱对单一产品的依赖。在神经科学领域，新一代DORA类抗失眠药物达利雷生上市9个多月即在主流电商渠道失眠药品类销量排名第一，公司预计2026年全年销售额有望超过7亿元。在自免领域，特应性皮炎药物普美昔替尼凝胶有望成为我国首个用于特应性皮炎的外用国产JAK抑制剂，也是全球首个凝胶剂型。在抗肿瘤领域，新一代ALK抑制剂赛洛卫凭借克服二代ALK耐药以及在脑转移人群中差异化应用的优势，被视为肺癌领域的潜在重要增长产品。

“随着上述产品陆续获批上市，公司重点聚焦的领域都会有后续多个十亿级以上的产品作为支撑。”周云曙说，“先声药业的创新增长，意味着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会从原来的单一产品驱动，转向多产品矩阵驱动。”

不过，创新成色的检验标准，不仅是“有没有”，更是“够不够新”。周云曙坦言，目前源头创新仍然很少。

“未来随着中国药企创新能力提高，会逐步做源头创新。”周云曙直言，在研发资源配置上，先声药业的策略是“聚焦核心赛道，拒绝低水平‘内卷’，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追热点”，同时积极拥抱AI技术，2026年7月与美国薛定谔公司达成药物研发合作协议，利用AI赋能源头创新。

从“卖青苗”到“卖能力”

如果说创新转型是先声药业的第一场硬仗，那国际化就是正在进行的第二场。

2025年，中国创新药BD出海交易总额约1300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这一数字约为1100亿美元。全球Top 10对外授权交易中，有8笔来自中国企业。中国药企在ADC、双抗、三抗等赛道已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

先声药业的BD节奏也在加快。2026年1月，公司与德国勃林格殷格翰达成合作，共同开发TL1A/IL-23p19双特异性抗体SIM0709，用于炎症性肠病治疗，潜在交易总额最高达10.58亿欧元。同年9月，旗下先声再明与罗氏签署独家授权协议，就三特异性抗体SIM0660达成全球开发合作，首付款7500万美元，里程碑付款最高可达14.55亿美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截至2026年9月中旬，先声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过61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公司已收到首付款及研发里程碑款项1.54亿美元，其中确认收入6350万美元，成为助力业绩增长的重要引擎。

但周云曙对BD的理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早期有些品种只要卖出去就觉得赚了，但现在回头看，也许可以考虑更多的合作方式。”周云曙说，先声药业接下来的策略会调整：对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质资产，优先推进海外独立开发，也许到临床中晚期再合作，甚至不排除独自海外开发和商业化运营。

这种转变的行业背景是：BD已从原来的单产品合作，进化为平台性合作。2026年，很多跨国药企不再简单买一个产品，而是与中国药企进行平台性、更早期的全方位合作开发。

“从卖青苗转向将项目推进到临床后期、积累更多数据后再合作，从单个产品授权转向常态化、可持续的合作，使BD成为第二增长曲线。”据周云曙观察，跨国药企从过去几年来一次，到如今一年来几次，且交流越来越深，会定期沟通潜在合作的可能性，先声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权。

更深层的逻辑是，中国药企的角色正在从“创新来源”向“创新伙伴”转变。通过共同开发等深度绑定模式，中国药企不仅能获得里程碑付款，还能参与全球利润分成，从“卖青苗”走向“卖能力”乃至“卖生态”。

据周云曙透露，目前，先声药业已在积极搭建海外平台，招聘海外创新药人才组建国际化团队，正在筹划通过New-Co（设立新公司）、Co-Co（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等模式探寻深度出海机会。“未来两到三年，相信就会看到成果。”周云曙说。

国际化不是公司的自主选择，而是必由之路。国内创新“内卷”严重，且中国支付能力与欧美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医药创新必须从满足本土需求走向参与全球竞争。

但国际化并非坦途。周云曙坦言，做海外临床研究的基础是产品必须在海外有独特临床价值，相较于现有标准疗法有足够提升。“这些都是中国药企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周云曙强调。

周云曙表示，要踏踏实实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真正有能力参与国际化竞争，做更多源头创新。在立项层面，先声药业已有基于海外需求的项目，分两类：一类是跨国药企很感兴趣、愿意许可的，但结合市场潜力和申报策略，可能先自己推进海外临床到一定阶段再考虑合作；另一类是立项中已针对欧美人多发疾病进行差异化开发的项目。

分化与选择

先声药业的转型故事，放在“十五五”规划的大背景下，具有更广泛的参照意义。《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医药工业企业瞄准医药前沿科技，开发一批新靶点、新机制、新药物类型的首创新药和同类最优药物，聚焦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重点领域加大创新药械研发力度。

政策红利之下，本土药企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继续做“更好的仿制药”，还是彻底转向创新驱动？

周云曙的判断是，中国药企未来一定会分化。“过去20年已看到很多潮起潮落，未来10年又是一个重新分化和改变的过程。一定会跑出国际化公司和国内头部药企。未来不会像现在每家Biotech（生物科技）都想做Pharma（大型药企），而是会分化、分工。有的成为头部优势企业，有的成为有技术优势的Biotech，形成相对优势领域。”

先声药业自身的选择是推进“创新2.0”，解决从中国创新走向全球创新的问题。核心目标是未来让药物在欧美主流国家获批上市。在立项上，标准必须是国际领先，面向全球化需求；在人才上，需要更多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人才；在投入上，“十五五”期间研发投入预计超过180亿元，较“十四五”翻一番；在合作上，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探索更多国际化合作和协同创新模式。

在国际化路径上，先声药业已有具体布局。公开资料显示，公司目前在上海、南京、北京设有研发中心，在香港科学园设立协同创新中心，并在美国波士顿设立研发中心，构建海外临床注册能力。

2026年6月启用的虹桥研发中心，被定位为引进海外技术、拥抱全球合作的窗口。上海是中国顶尖高校、一流医院和临床资源的聚集地，虹桥则是国际开放枢纽，先声希望依托虹桥研发中心，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探索非共识性创新。

在研发资源配置上，先声药业强调已商业化的创新产品快速上量，以现金流反哺持续高研发投入；提高早研能力并推动对外授权常态化，通过海外授权覆盖研发投入、盘活早研资产；聚焦核心赛道，拒绝低水平“内卷”；对临床后期和即将上市的管线适当倾斜，加速市场兑现；积极拥抱AI技术，形成公司级AI系统，渗透到从靶点发现到临床落地、药物制造乃至营销管理和组织运营的全周期。

在政产学研医协同创新方面，先声药业拥有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是生物医药领域民营企业独立建设的唯一一个。公司还发布了“求索计划”，由18位院士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负责整体规划、项目指导、评估等，设立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向全国神经和肿瘤领域医院开放；与江北新区设立多元化资本的“求索基金”，企业出资出题、院士挂帅指导、政府配套；与医院、科研院所建立转化中心，签署战略协议。

周云曙表示，“求索计划”更多是支持非共识性的源头创新，惠及整个生物医药产业。

回望先声药业的转型之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转型“迟到”的企业，是否还有后发优势？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周云曙提到的“教训”——速度不够快，目标不坚定——恰恰成为公司近年来加速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从研发投入的跳跃式增长，到BD策略从“卖青苗”到“卖能力”的升级，再到“创新2.0”的全球化布局，先声药业正在用更强的执行力弥补失去的时间。

在中国医药产业从“仿制大国”向“创新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先声药业的样本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一条路径的可行性。传统药企可以通过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和开放式创新生态建设，完成从仿制到创新的基因重塑。但这条路径没有捷径，需要的不仅是资金和人才，更是战略定力和长期主义的耐心。

正如周云曙所言：“创新药升级，必须尽快首先完成人才的升级。创新整个链条非常长，开放式创新是必然选择。资金投入一定要可持续，敢投入，而且要有容忍失败的心态，不能急功近利。”

这或许是所有正在转型路上的中国药企都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