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专访丨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国际战略事务总监于乐：未来十年，从接住“机构”到接住“决策权”

十年，足以让一场公投的冲击波渐渐退去，也足以让一座金融城重新找到自己的坐标。

英国脱欧公投十年后，法兰克福金融业新增约1.5万个就业岗位，约60家金融机构新设或扩大业务，额外登记银行资产增加约2.5万亿欧元。

近日，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国际战略事务总监于乐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法兰克福无疑是脱欧受益者，但脱欧并没有把伦敦搬到法兰克福，也没有让法兰克福取代伦敦。真正改变的是法兰克福在整个欧洲金融体系中的功能和权重。

她认为，脱欧第一轮机构迁移已接近尾声，下一阶段竞争焦点将从“有多少机构来”转向“多少功能、多少资本、多少决策权放在这里”。面对欧盟资本要求指令第六版（CRD 6）、德国经济转型和中德金融合作新需求，法兰克福将从“稳定与监管”的传统优势，进一步升级转向“资本、创新与决策力”。

于乐。资料图

法兰克福不是“伦敦替代者”

《21世纪》：英国脱欧之后，法兰克福的业务迎来哪些变化？那时候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会利好法兰克福金融中心。现实的确如此吗？哪些业务是真的来了，哪些当年预期很高、最后其实没来？

于乐：十年后再看英国脱欧，法兰克福肯定是受益者，但脱欧没有把伦敦搬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也没有取代伦敦，真正改变的是，法兰克福在欧洲金融体系中的功能、权重与脱欧前相比被系统性放大了。

我们今年做过脱欧十周年回顾。2016年公投以来，法兰克福金融业增加约1.5万个就业岗位，连带4.5万至5万个其他岗位；约60家金融机构在法兰克福新设或扩大业务，额外登记银行资产约2.5万亿欧元。

当然，部分期待也没有完全实现。伦敦仍是全球资产管理、私募股权/风险投资（PE/VC）、投行、高端金融法律中心。巴黎、阿姆斯特丹、都柏林也分到一部分蛋糕。

我会把脱欧对法兰克福的影响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机构迁移，机构来没来；第二是功能迁移，重点业务来没来；第三是决策权迁移，战略决策、资产配置、风险管理、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来没来。第一阶段法兰克福已赢得大量机构、业务、人员和部分功能，下一阶段竞争力在于能否把更多决策权放在法兰克福。因此，如果今天再问我“英国脱欧是不是利好法兰克福”，我的回答是：毫无疑问是。但真正的红利不是法兰克福取代伦敦，而是法兰克福进一步变成欧洲金融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系统节点。

《21世纪》：英国脱欧之后，欧洲金融中心形成了怎样的竞争格局？到今天，法兰克福更像一个“新中心”，还是一个“更重要的参与者”？

于乐：法兰克福不能说是“新中心”，因为它本来就是欧洲乃至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巴黎、卢森堡、阿姆斯特丹各有细分优势，但法兰克福的特色竞争优势不是某一细分市场，而是它是欧洲金融制度和基础设施密度最高的城市。欧洲央行（ECB）、欧洲养老金管理局、欧洲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总部、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等都在这里；德国央行、德意志交易所、明讯银行（Clearstream）、欧洲清算银行（Euroclear），以及德国最大的银行、资管机构和政策性银行也都在此。周边还有庞大实体经济持续产生金融需求。

卢森堡在基金、跨境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方面很强，但缺乏庞大实体经济支撑；巴黎虽有个别欧洲监管机构，力度仍无法与法兰克福相比。

所以，法兰克福不是新中心，它本来就是欧洲和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英国脱欧真正放大了它在欧洲体系中的系统性角色。它过去的优势是稳定和监管，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强资本、创新和决策力。

《21世纪》：有专家认为，脱欧直接带来的迁移效应其实几年前就基本结束了。你们当初对脱欧红利的“上限”怎么判断？如果直接迁移效应已经结束，下一阶段法兰克福靠什么继续增长？

于乐：英国脱欧十年后，单一事件驱动的大规模第一轮迁移已接近尾声。机构数量有限，第一阶段增长必然有上限。下一步有两个增长引擎。

第一，监管变化带来第二轮迁移。欧盟资本要求指令第六版（CRD 6）预计2027年1月适用，要求非欧盟银行在欧盟开展特定银行业务，须在欧盟设立子行或分行。这会给法兰克福带来类似小一版“脱欧2.0”的机会。但目标不只是牌照，还要争取把欧洲总部、风险管理和高级管理层落在法兰克福。

第二，法兰克福必须要增加资本动员作用。德国不缺钱，问题是如何把保险和养老金等体系形成的大规模长期资产，转化为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资本。过去德国金融中心主要融资汽车、化工、机械和房地产，未来会转向国防、人工智能、电网、可再生资源、深科技。传统银行信贷难以匹配，必须更多依靠资本市场。法兰克福能否帮助这些产业融资，是未来增长的关键。

真正的金融中心成长不能一直依靠别人的危机，而是要把吸引来的机构和业务变成自身生态，形成长期增长叙事和动力。

要将庞大储蓄转化为资本市场可用资金

《21世纪》：德国经济正经历一轮结构性调整，同时政府用大规模财政扩张押注国防、基础设施和绿色转型。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法兰克福作为金融中心的角色？你接触的国际投资者，现在怎么看德国这个投资目的地？他们最担心的是增长乏力、能源成本，还是政策落地的速度？

于乐：我常对国际投资者说，德国复苏信号已确认，结构性恢复尚未得到证明。

政府钱多、居民储蓄多，但钱不能自动变成投资。因此，我现在看德国时，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德国经济是否增长”转变为“德国是否能够将公共投资有效撬动私人投资，并最终转化为生产率的提升”。

国际投资者最担心的其实是“执行”：改革能否落实？若要在德国建厂、建数据中心、建氢能中心，能源成本、财政计划、审批速度有没有可预期性与稳定性？举一个例子，投资者不一定关心你当前的电价贵不贵，而是更关心十年后你能否保持同样可预期的成本和效率。

阿联酋近期在德国追加400亿欧元投资，双方签署29项合作协议，重点在能源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国防安全。这说明国际资本不是不想投德国。我们的工作是把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项目，把具体项目转化为可融资、可投资的资产，再将这些资产与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资产管理机构以及国际资本连接起来。

这正是为什么今天金融中心比十年前更加重要。

《21世纪》：法兰克福的金融业传统上以银行信贷为主，服务的是制造业。如果德国的增长引擎从传统制造转向国防、AI和绿色转型，金融服务的需求会不会跟着变——从信贷转向股权和风险投资？法兰克福准备好了吗？

于乐：德国传统增长引擎更多依赖银行信贷，未来要更多转向资本市场，但银行信贷不会完全消失。更准确地说，德国正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模式，转向分层融资组合：银行贷款、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债券资本市场、保险和养老金长期资金叠加。

比如绿氢项目，政府先补贴或担保降低早期风险，银行更愿贷款；项目成熟后发行绿色债券，吸引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本。最终不是靠一种工具，而是多种工具共同完成。

所以法兰克福的任务不仅仅是增加多少家银行，而是把德国庞大储蓄池转化为资本市场可用资金，连接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与资本市场和金融巨头。法兰克福可将分散项目打包为标准化资产池，降低风险评估成本和信任成本，连接需求端和供给端。

《21世纪》：德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各联邦部门只动用了约74%已拨付的投资资金；Ifo的调查里，经济学家平均认为这笔特别基金只有约47%会真正投向新项目。你怎么看“钱等项目”？对法兰克福这样的金融中心，这意味着什么？

于乐：2025年有特殊背景：基金当年后期才建立，之前德国还在临时预算管理，部分未使用授权未结转。但47%真正进入新增投资，确实反映一个问题：财政能力增加的速度，快于德国制造可执行项目的速度。钱到位了，但往哪投？没有那么多可执行项目，钱还是花不出去。与其说钱等项目，不如说等的是真正可融资、可执行的项目。

这对法兰克福是很大的机会。金融中心不能坐等项目最后来审批，而应更早介入，做项目聚合、标准化、风险分层、公共担保，以及与机构投资者的匹配。咨询、法律、评级、大学、研究机构等，都要补上中间缺失环节。这是法兰克福可以真正贡献的能力。

服务企业本地化是中德金融合作重点

《21世纪》：法兰克福是陆家嘴论坛的“老朋友”。你认为德国机构最关心中国金融市场的什么？这些关注点这几年有变化吗？

于乐：前几年德国金融机构谈中国，最常出现的三个关键词是增长、市场准入、人民币国际化。现在的讨论我认为更成熟，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增长来自哪里。德国金融机构会更关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产业能不能持续产生可投资回报。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向中国新增投资约56亿欧元，比去年同期高约三分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投资是用中国业务自己产生的利润再投资。这说明，所谓“去风险”不一定是撤出中国，很多时候反而是企业在中国更加本地化，但减少了总部与中国业务之间的跨境资金和资产负债表联系。

第二，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今年陆家嘴论坛上有很多具体的新措施，比如允许6家大型银行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配置等。

第三，现在更关注数据安全性、监管可预期性，以及地缘政治。随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额度大幅放开，国际投资者不再“纠结”额度，而更关注中美、中欧之间的地缘政治与政策环境是否稳定。

《21世纪》：法兰克福金融中心与陆家嘴金融城自2021年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以来，在资产管理、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方面已有合作框架。你认为，法兰克福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吸引力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中资来的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主要是哪类中资金融机构？

于乐：不能只看中资机构数量增减。法兰克福本身已经有非常长期的中资银行基础，中国五大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在这里设点，下一步关键是功能升级。

今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指定德意志银行成为欧洲第一家人民币清算行，清算服务设在法兰克福。这意味着中德金融链接从机构存在，升级到市场基础设施。

传统网点扩张需求减弱，但跨境结算、企业财资、资产管理和欧洲总部功能的战略价值在上升。如果能实现这一升级，就证明中德金融合作达到新高度。

《21世纪》：中德金融合作的下一步在哪里？

于乐：下一步有三个重点。

第一，企业本地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欧洲战略从出口欧洲转向本地化生产，德国企业在中国也有类似趋势。服务双方企业本地化，将是双方金融合作的重点。

第二，双向长期资本。中国有大量机构资本。欧洲现在需要大量资本进入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国防工业转型。反过来，中国绿色转型也需要欧洲长期机构投资者。除了讨论中国资本来欧洲，也应该讨论如何吸引欧洲资本进入中国长期资产。

第三，转型金融。法兰克福是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总部，也是欧盟可持续金融框架制定的核心所在地。下一步不能只停留在让企业披露，关键是让披露帮助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把标准对齐（standard alignment）变成跨境可投资性（cross border investability）。

《21世纪》：你既在“前台”对外讲法兰克福的故事，又在“后台”靠近决策过程。有没有一个具体时刻，让你意识到这两者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法兰克福？它如何改变了你后来对外沟通的方式？

于乐：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在法兰克福举办的上海招商活动。上海非常强调外资生态和总部经济，不只统计有多少外资企业落户陆家嘴，还会进一步问企业来自哪、有哪些职能、亚太总部和决策权是否在此。

这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法兰克福。以前我们的叙事更多是新增多少银行、多少就业、多少资产，这些数字都是真的，也是重要成果。但比迁移机构数量更重要的是：这家机构的战略制定在哪、资本配置在哪、重大决策和风险管理核心职能在哪。这才是总部真正的价值，是牌子背后的决策权。这会改变我对金融中心竞争力的看待方式和外部沟通方式。

未来，一个成熟金融中心的叙事，不能只告诉别人我们有什么，还必须回答这里发生了什么，最终回答这里决定了什么。

好的国际传播，不是把城市包装得越来越漂亮，而是理解它真实的竞争结构，再把这种结构翻译成投资者能理解的语言。不是去争夺更多机构的标识，而是去争夺更深的功能、更长期的资本和真正的决策权。这会是法兰克福未来十年最值得讲、也最值得做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