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预期如何影响经济走势？本届诺奖得主告诉你

来源：南方+

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公布，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E·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成为该奖项第100位、第101位获奖者，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发布活动上，诺贝尔奖委员会制作的小漫画，清晰地解释了获奖专家的经济学贡献：一个黑盒子上有三个仪表，分别写着“利率”“通货膨胀”“产出”；画面一转，盒盖掀开，仪表下是餐桌、卧室、婴儿车，代表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现在知道‘引擎盖’下面是什么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委员提莫·波帕特说，“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理论框架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周期，并得出更稳健的政策建议。”

在学界看来，两位学者的主要贡献，在于打通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逻辑链条，并为现代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设计核心分析工具。“在全球通胀反复、增长动能分化的当下，这项研究有着很强现实参照意义，诺贝尔奖再次肯定了立足真实世界、服务政策实践的宏观研究方向。”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说。

掀开宏观经济“引擎盖”

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到的“为宏观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是什么意思？这要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

彼时，欧美国家深陷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暴露“命门”：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等人指出，凯恩斯主义者常用过去的统计数据指导未来的政策制定，这就像只看后视镜开车——你怎么知道前面拐不拐弯呢？

自“卢卡斯批评”开始，人们开始探索更多宏观政策的制定思路。其中，霍尔和伍德福德主张分析经济数据“黑盒子”里的微观经济行为，这便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所说的“掀开宏观经济‘引擎盖’”、构建微观经济学基础。

其中，霍尔最知名的研究可通俗地概括为“怎样预测消费”。而霍尔1978年给出的答案也轰动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界：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在霍尔的理论中，如果你现在得知“明年会加薪”，那你可能今晚就会下馆子庆祝——在真金白银到账之前，“花钱”的行为就已经出现了；等涨薪真进了口袋，你却会把钱存起来，“花钱”的行为反而不会出现。

霍尔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个体消费行为的变化是由信息驱动的，而信息无法被预测，因此，消费变化是无法预测的。1978年，霍尔将美国各种经济数据用于检验消费变化，结果显示，没有哪个变量能在预测消费上起决定性作用。

沿着霍尔的理论模型，经济学界从消费端进一步关注供给端。既然“预期”概念已经被提炼出来，它会不会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呢？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活动中，波帕特展示了一张“菜单”，上面印满了各种雪糕及其价格。波帕特解释道，重印菜单麻烦且贵，老板把价格定下来后，一定不会隔三差五改，价格因此有了“黏性”。

价格黏性的解释与应用，正是另一位获奖者迈克尔·伍德福德的专长领域。根据伍德福德等人的观点，雪糕店老板在做菜单前就要考虑整个夏天的情况，不会等牛奶价格、伙计工钱涨起来再去给雪糕涨价。同时，利率变化带来的物价变化显然也是定价的考虑因素之一，这就给“看得见的手”指导市场经济创造了抓手。

“这套理论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企业的个体行为，如何叠加放大成全社会的经济繁荣或者下行波动，政府货币、财政政策又该如何精准对冲波动。”朱克力说。

为经济政策装上可靠“操纵杆”

提到“以货币与财政政策对冲经济周期波动”，伍德福德是绕不开的重要经济学家。今时今日的经济活动中，许多基础问题的答案都与其息息相关。

比如，为什么所有国家央行都把加息、降息作为政策工具，而没有人关注“市场上到底有多少钱”？正是伍德福德用一套核心方程证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在于利率，与货币总量完全无关，为“无货币的货币经济学”奠定基础。

围绕利率这一工具，伍德福德还生成了新点子。“霍尔和伍德福德的框架把家庭消费决策、企业定价行为、市场价格黏性、公众通胀预期这些微观机制，系统嵌入到宏观分析框架，革新现代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范式。”朱克力说。

简言之，两位经济学家成功将利率、家庭、企业安装进了一个“机器”中。既然家庭、企业要看着未来花钱，那就让利率等工具扮演“未来”这个角色。由此，宏观经济“黑盒子”不仅能打开“引擎盖”，还有了可靠“操纵杆”。

通过利率调节经济的构想始于19世纪末，经济学家维克赛尔就提出过相关假设；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教授陈良源认为，得益于对预期的研究进展，伍德福德不仅进一步明晰了政策工具的原理，还更进一步开发出“前瞻性指引”等更复杂的政策工具。

什么是“前瞻性指引”？通俗地说，就是央行不仅宣布此时此刻的利率，也承诺“以后利率水平如何”，直接给家庭、企业稳定的预期，让大家能作出理性的经济决策。

在奖项公布活动中，伍德福德还分享了一个前瞻性指引的经典案例：2009年经济危机后，美联储将利率降到接近零——传统框架下，货币政策的“牌”打光了，但美国失业率仍然高企，亟须额外工具。

“在新框架下，政府对未来利率政策的可能路径做出了更明确的声明，而不仅依赖立即进一步降息。”伍德福德认为，这一前瞻性指引虽然没有成为直接解决经济危机的“奇迹”，但确实对更好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诺贝尔奖看重研究成果的时间沉淀。”朱克力说。在2012年欧债危机期间，时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欧元）”的表态也是一种前瞻性指引，并产生了良好效果。时至今日，前瞻性指引已成为英美与欧洲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必备工具。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贡献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宏观经济模型的理论内核。”陈良源说，二人的研究成果使稳定政策从经验规则转向基于微观基础的结构性分析，显著提升了应对重大宏观冲击的能力。

驯服经济周期“野兽”？

从结果看，霍尔与伍德福德构建的经济模型，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进而缓解其对西方社会的冲击。相比之下，上世纪的大萧条、滞胀危机等周期时间，在资本主义世界都有如洪水猛兽，残酷地打击脆弱的社会底层。

“因此，霍尔和伍德福德的新框架推出后，得到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的迅速采纳。”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默恩斯评论道，“我们现在看到它在许多国家被积极应用，以驯服经济周期这一‘野兽’。”

是“驯服”，而非“杀死”“驱逐”“预测”，默恩斯的用词十分考究。霍尔、伍德福德等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一系列理论模型，使经济周期问题得以缓解，但在以美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中，这一顽疾始终没有根治的方案。

“在数字经济、AI成为热点的背景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回归宏观稳定、货币政策等关乎全球民生的硬核命题，说明经典问题仍拥有强大现实生命力。”朱克力说。

朱克力分析，当前全球经济恰处在高度需要宏观稳定理论的现实环境，全球普遍面临增长分化、需求不足、利率高位运行等问题，欧美经历高通胀回落，部分经济体还面临零利率约束，如何用好货币财政工具，正是背后的共性难题。

陈良源则观察到，中国提出“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制定中长期规划、五年规划等，均起到预期管理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居民而言，收入与就业预期对消费的传导强度远高于通胀预期；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协调，将对家庭预期的形成产生更积极的作用。”陈良源说。

“中国方案”的显示度不断提升，也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关注。在发布活动期间，伍德福德远程接受采访时专门提到了中国，中国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令他印象深刻。“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伍德福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