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1% 分化与AI成关键词

当地时间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5%放缓至3.1%，2027年回升至3.4%。IMF指出，人工智能（AI）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通胀率表现方面，IMF预计全球整体通胀率将在2026年升至4.7%，然后在2027年降至4.1%，这意味着2026年通胀率将上升0.6个百分点，暂时的上涨主要是由能源和食品价格推动的。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预测呈现分化：发达经济体2026年增速预期达2.1%，较7月预测上调0.4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6年增速预期达3.7%，较7月预测下调0.1个百分点。IMF报告指出，经济表现较好的经济体兼具能源供应韧性以及与AI硬件供应链联系紧密的特点。

全球经济再次证明具有韧性，但这种韧性并不均衡。尽管中东冲突旷日持久，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但2026年上半年的经济活动仍好于预期。

IMF经济顾问西尔瓦娜·滕雷罗（Silvana Tenreyro）强调，全球扩张高度依赖于少数特定技术和金融条件，相关收益主要由少数企业、行业和经济体享有。若不能提高供应能力并重建政策缓冲，全球经济的韧性可能很快达到极限。不过IMF认为，目前经济增长风险偏向下行。

在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处长德尼兹·伊甘称，各国必须应对眼前挑战，同时不忽视长期稳定。伊甘解释道：“关键挑战在于应对当前冲击的同时不忽视中期稳定。鉴于债务水平高企和借贷成本上升，各国需要毫不拖延地重建财政空间。同时，要确保对面临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家庭提供的任何支持都是临时性、有针对性的，并且不造成扭曲。货币政策应继续以数据为依据，并根据各国国情量身定制，包括一国受战争和技术影响的程度。长期来看，加强能源安全、做好人工智能发展准备、维护开放贸易与合作，至关重要。”

10月12日至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度年会在泰国曼谷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年会以“泰国新视野：赋能人民，构建韧性”为主题，其间议程围绕AI与就业市场、油价与通胀、金融市场稳定、气候与绿色经济等多元核心议题展开多边磋商。

经济体增长表现分化

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尽管中东冲突旷日持久、贸易紧张局势持续，2026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活动表现仍好于预期。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与2026年4月预测值持平；2027年增速预计回升至3.4%，较4月预测小幅上调。

在关税、生产链调整和与技术相关的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下，2026年全球贸易量增长预计将放缓，2027年趋于稳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主要有两个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表现：一是负面冲击因素，会加剧通货膨胀并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二是技术正在发挥积极的需求冲击作用，主要是人工智能将促进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IMF预测，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速将呈分化走势。对于发达经济体，IMF预计整体增长率将从2025年的2.0%略微上升到2026年的2.1%，然后在2027年减速到1.8%。

不过，发达经济体内部增长表现仍不平衡：净能源出口国部分受到有利贸易条件的影响，而净能源进口国则受到更明显的能源价格上涨的拖累，除非其经济受到技术相关活动的提振。欧元区经济增速预计2026年和2027年分别为1.1%和1.2%，反映出其经济持续受高能源价格和消费者信心疲弱的拖累。因受到消费、财政政策和科技投资的支撑，2026年和2027年美国经济预计均增长2.3%。

IMF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4.5%放缓至2026年的3.7%，然后在2027年恢复至4.4%。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看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有各自拉动增长的力量。刘英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发达经济体有韧性，稳中有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则从高位回落，但即便如此，其增速仍高于发达经济体。两者的增长差异主要源于以下几个主导因素：首先，政策周期不同是主要原因。发达经济体通胀回落、就业强劲、经济有韧性，存在一定的政策空间，但并没有那么从容。新兴市场很多国家面临高通胀、高债务和货币贬值压力，尤其是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被迫收紧政策，抑制经济增长。这是政策周期错位，也是分化最核心的原因。

其次，外部环境不同，冲击不对称。发达经济体抗冲击能力较强，能源、金融冲击影响相对可控。新兴市场对油价、汇率和资本流动更敏感，地缘冲突和美元走强对其冲击更大。因此，新兴市场“船小浪大”，更容易受外部环境波及。

再者，增长动能不同，基数和结构存在差异。发达经济体基数相对较低，修复空间较大，边际改善明显。新兴市场前期高增长，基数抬高后动能减弱；部分国家还存在债务、产业升级等结构性问题，增速自然回落。因此，新兴市场“爬坡到顶”、增速放缓是正常回归，并不意味着增长动能消失，市场不应被分化的走势所误导。

另外，全球通胀黏性增强将成为影响未来全球经济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IMF称，主要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负面供应冲击影响，全球通胀预计将停止稳步下降，总体通胀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4.1%上升到2026年的4.7%，然后在2027年降至4.1%，2026年通胀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

“通胀先升后降，与全球贸易摩擦有关。”刘英分析称，一是国家间相互加征关税最终会反映到通胀上，具有输入性特征；二是地缘政治冲突有所缓和，但短期冲击最大的地缘政治因素仍是中东局势紧张，推高了油气等能源价格及相关商品价格。同时，全球供应链尚未完全恢复，成本上升。这些输入性、短期性通胀压力并非由需求过热导致，而是源于政策传导和基数效应。可见，通胀回落说明全球紧缩政策正在发挥作用。

不过刘英提醒称，后续经济增长要警惕通胀黏性。尽管通胀回落，但4.1%的通胀率仍偏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或许还能忍受，但对发达国家而言，明显偏离2%的目标。油价可能反复，需要防止工资—物价螺旋上升，避免形成恶性循环。

展望未来，刘英向记者表示，全球经济能否企稳，关键看三个因素：通胀能否回落、政策能否宽松以及投资和贸易变化的情况。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要看通胀和债务压力能否缓解。

AI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

地缘政治与科技周期正塑造出一个“双轨”分化的全球经济。

IMF报告指出，技术正在发挥积极的需求冲击作用，这得益于对AI及相关硬件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具体而言，在各国经济深刻重构的当下，那些未受冲突直接冲击且深入参与科技上升期的国家经济增长表现强劲，而处于科技价值链之外的能源进口国则面临严峻的挑战。不过IMF也提醒，从长远来看，这种积极的需求冲击是否会通过生产率增长转化为积极的供应冲击还有待观察。

近年来，东南亚经历了一轮AI基础设施投资的集中爆发。因此，该区域也成为了外界观察AI投资对其经济增长表现影响的重要窗口。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东盟与中日韩（以下简称“东盟+3”）出口同比增速接近20%，其中AI赋能产品贡献了近三分之二的出口增量，东盟+3贡献了全球近一半的AI相关产品出口。东南亚是全球电子与半导体产业链中先进封测与组装制造的重要基地，在本轮AI周期中，深度嵌入AI供应链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收获了需求红利。

IMF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报告称，预计几个东南亚经济体将受益于数据中心活动和全球技术周期的好转，在某些情况下还将受益于紧急财政措施。

刘英分析称，AI将成为增长分化的新变量，具体是通过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和创造新产业的方式重塑全球增长引擎。她表示，地缘政治和AI确实会加剧经济体表现分化，不过影响经济表现的核心将是政策空间、经济结构，即经济基本面是强健还是脆弱以及治理能力能否及时应对变化。因此，地缘政治和AI是放大器，不是唯一根源，政策、结构和治理才是影响经济表现的根本因素。

IMF称，其他因素，尤其是财政政策和金融状况同样重要，已实施的财政政策有助于缓解家庭和企业因冲突而面临的能源成本上涨的压力。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巨大的负面冲击和长期的不确定性一再出现，金融状况急剧收紧，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冲突引发的通货膨胀和公共支出压力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市场对技术投资的热情和预期。

IMF还分析了金融资产的广泛重新定价，称这是由市场近期良性逆转推动的，而不是由与中东冲突或AI相关的特定因素引发的。这可能会考验企业的韧性，并影响家庭消费。市场压力可能导致资金转向安全资产，并通过扩大主权信用利差、加剧汇率压力和收紧国内金融状况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与已经加剧的财政脆弱性相互作用。

“金融资产重新定价伴随着美联储降息、加息等政策变化，金融资产价格需要重新调整，美元汇率也会变化，因为全球资产多以美元计价。同时，市场情绪变化也会导致股票、债券、汇率甚至房地产重新定价。”刘英称，所谓资金转向安全资产，就是市场一紧张，资金就会避险，表现为流向黄金、美债和美元；股票等高风险资产中的资金则会撤出，转向安全资产。这就是避险潮。

刘英认为，前期过度乐观的情绪也可能因此回归理性。对新兴市场而言，影响体现在资金转向安全资产后，信用利差扩大，贷款成本高；在加息背景下，汇率承压，货币贬值；外债负担可能加重；其国内金融状况收紧，融资更难。因此，避险潮一来，新兴市场就面临贷款成本更高、货币贬值、融资难三重压力。

她指出，“财政脆弱的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本来这些经济体的债务高企且对融资依赖强，市场情绪一旦紧张，融资成本飙升，货币贬值，使财政压力雪上加霜；财政恶化又会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形成负向循环。因此，财政脆弱的经济体最容易在避险潮中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