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雅钧：从“小切口”到“大项目”，城市创新如何真正惠及市民？

城市创新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术突破与发展速度，更在于能否回应市民的真实需求、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自2025年9月在韩国首尔启动全球案例征集以来，第七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简称“广州奖”）持续发掘和展示全球城市应对发展挑战的创新实践。

围绕第七届广州奖参评项目及评审情况，三亚学院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包雅钧从城市治理与创新的视角，对全球城市创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全球城市创新正从单项技术突破走向制度、技术与社会的协同创新，更加注重回应居民需求、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并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

这些趋势对广州推进城市创新有何启示？如何推动科技创新更好地融入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广州奖又能如何进一步促进城市间的经验交流与合作？本次专访邀请包雅钧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探讨全球城市创新的实践路径及其对广州的借鉴意义。

您认为第七届广州奖项目呈现出哪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反映了当前全球城市创新怎样的发展趋势？

包雅钧：第七届广州奖共有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248个城市和地方政府的381个项目参评，参评规模创历届新高。通过参与线上终评答辩活动及阅读相关材料，我认为，入围项目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入围项目普遍从群众身边的现实问题切入。例如，巴西圣保罗市运用行为科学减少校园餐浪费、促进学生健康饮食，肯尼亚塔拉卡尼西郡利用数字化和无人机技术改善农村饮水和医疗服务，菲律宾曼达卢永市创新殡葬服务模式。这些实践表明，城市创新已不再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更加关注群众体验、服务品质和治理温度，通过精细化设计和低成本创新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与普惠性。

二是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促进城市治理模式变革。青岛市建设数字孪生绿色交通平台，实现交通运行和碳排放实时监测；希腊哈尼亚市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议会会议内容，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哥伦比亚波哥大市利用人工智能筛选闲置建筑，提高城市更新效率。这些案例表明，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政府治理方式，推动决策更加科学、服务更加智能。

三是注重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阿根廷内乌肯市通过移民理事会和跨文化协商机制促进不同群体共同参与治理；荷兰海尔伦市搭建市民参与城市维护的数字平台；韩国新安郡通过可再生能源收益共享机制，让居民从项目的反对者转变为利益共同体成员。这些实践体现出，现代城市治理越来越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政府也正从直接管理者更多转向平台建设者、规则制定者和资源协调者。

四是推动绿色低碳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天津市宁河区通过湿地修复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发展，土耳其比莱吉克市将城市绿化与循环经济、女性就业相结合，韩国新安郡则通过新能源收益共享促进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绿色发展不再只是环境治理，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和利益共享，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总体来看，全球城市创新正在从“增长型创新”走向“韧性型、包容型和治理型创新”，从单项技术突破走向制度、技术与社会协同创新，从追求城市效率转向更加重视人的福祉。尽管各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具体问题不同，但它们面临的挑战正日益具有共通性，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许多入围项目都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切入，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制度创新或多元主体参与等方式寻找解决方案。您如何理解这种“小切口、重实效”的城市创新方式？它与过去的城市创新有什么不同？

包雅钧：“小切口、重实效”反映了当下城市创新理念的重要变化：从过去注重宏大的城市建设、城市更新和技术应用，转向更加精准地回应具体问题；从追求“看得见的外在变化”，转向与居民生活的实际需求同频共振。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的出发点从“城市需要什么”转向“居民需要什么”。以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需要为出发点，有时容易偏离群众的真实需求。如今，城市创新越来越强调问题导向：不是先开发一项技术，再寻找应用场景，而是先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痛点，再寻找合适的技术、制度和组织方式。这是创新初心的回归。

二是创新方式从以管理为主转向更加注重协同治理。过去，政府往往主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并提供相应方案。随着社会发展，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解决问题，正成为重要趋势。政府需要发挥平台搭建、规则制定和资源协调等作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三是创新评价从“有没有创新”转向“有没有实际效果”。城市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技术或项目层面，而要最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居民福祉。在数字时代，技术能否嵌入真实的治理场景，能否帮助不同主体更有效地协作，是衡量创新价值的重要标准。

当然，“大项目”与“小切口”并不矛盾。一座城市既需要重大基础设施和长期发展战略，也需要大量来自基层和日常生活的微创新。真正有生命力的城市创新，往往在于将两者结合起来，持续提升发现问题、组织资源、协同行动和学习改进的能力。

从这些国际城市的创新实践中，您认为哪些经验对广州尤其具有借鉴意义？结合广州自身的发展基础和城市特点，您认为广州下一步推进城市创新最值得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包雅钧：广州可以从国际城市创新实践中借鉴的不仅是具体做法，更是发现问题、组织资源和持续创新的方法与治理逻辑。

一是强化持续创新的思维和能力。广州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找准问题、平衡发展与治理目标，在差异化、特色化的实践中汇聚创新力量，特别是提升领导干部推动和统筹城市创新的能力。

二是推动公共服务创新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广州作为人口规模大、人口流动性强、城市空间复杂的超大城市，在精细化治理方面仍有广阔空间。老年友好型与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应坚持从市民需求出发，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等公共服务供给。

三是推动科技创新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广州拥有人工智能、软件与信息服务、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基础，应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数字技术融入交通运行、生态环保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但需要注意，数智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建设更多平台、采集更多数据，关键是让技术进入具体治理场景，真正改变治理方式。

四是建设多元协同的创新生态。广州拥有丰富的社区和社会组织资源，应进一步发挥政府统筹作用，激发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和市民参与创新的积极性。越是关注基层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越能吸引多方参与，也越能让科技创新找到实际应用场景。

因此，广州下一步值得关注的是场景化、小微化的城市创新：贴近市民需求，运用数字智能技术，汇聚多方力量，将广州已有的产业、科技、开放和社会资源转化为城市治理创新能力，逐步形成具有广州特色、能够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

依托丰富的科技、人才和科研平台资源，您认为广州应如何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进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场景，真正转化为市民可感知的创新成果？

包雅钧：本质上，就是要打通“科技创新—场景应用—治理效能—市民体验”之间的链条，让创新不再停留在实验室和纸面上，而是进入城市运行的真实场景。

首先，实施城市创新场景开放行动。围绕交通出行、医疗健康、养老服务、基层治理、生态环境和城市安全等市民高频需求，持续发布城市创新场景清单，将电动自行车治理、街面环境焕新等具体问题转化为创新任务。同时，完善需求发布、揭榜攻关、试点示范和评价推广等机制，并探索以政府资金牵引、整合社会资金的投入机制。

其次，加大中试平台建设力度。科技成果从研发走向实际应用，往往需要经过中间试验和风险验证。广州应进一步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和中试平台建设，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

中试平台和相关机制的发展，尤其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包容，给予支持与激励，并在部门协调、技术共享、政府采购、责任认定和创新推广等方面持续探索，为科技成果落地创造更好的条件。

广州奖已经走过七届，持续从全球城市中发现和传播创新实践。您如何看待广州奖在推动城市间经验交流、促进城市创新方面的价值？面向未来，您认为广州奖还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包雅钧：经过七届发展，广州奖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和表彰优秀城市创新实践，更在于搭建了不同城市相互学习、交流和共同探索的平台。国际城市之间的经验交流，本身就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要动力。

从研究角度看，广州奖还推动了城市创新领域的知识生产与交流。一个优秀案例不仅值得关注其成果，更值得深入研究其“为什么能够成功”——其背后的成功机制、制度条件和可借鉴之处，都有助于推动城市创新知识的积累。

面向未来，广州奖可以进一步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创新案例与知识平台。持续跟踪、分类和比较历届获奖及入围项目，建设动态的全球城市创新案例库，并通过研究报告、专题研讨和培训交流等方式，深入提炼案例背后的机制与经验。

第二，推动评奖后的持续交流与合作。将获奖、入围和参评城市，以及学者、政府人士、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纳入合作机制，开展经验分享、问题诊断和创新领域研讨，让评奖成果进一步转化为持续的交流合作。

第三，促进更广泛的国际开放合作。以广州奖为纽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丰富的城市治理实践及其背后的文化与制度背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另一方面，推动中国城市主动了解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创新经验。

通过持续推进“案例积累—经验传播—学术交流—国际合作”，广州奖不仅能够促进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人类文明交流，也将进一步提升广州奖及广州城市创新实践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