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罐证实：“南海I号”最后从广州离岸！

来源：中国广州发布

近日，“海丝新声 潮涌扶胥——

广州开放基因故事分享会”举行

众多专家

带你从海丝研究中读懂广州！

用文物实证、原始档案与海关数据

讲述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

一起来看看

👇

近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广州海事博物馆召开“海丝新声 潮涌扶胥——广州开放基因故事分享会”。广州海事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研究馆员，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灶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爱丽，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冷东围绕“从海丝研究中读懂广州”主题，用文物实证、原始档案与海关数据，讲述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

01

所载美酒可卖约44两黄金

如今的广州港，巨轮泊岸、吊机起落，集装箱层层叠叠，繁忙昼夜不息。把时针拨回到宋代，同样的港湾里，一艘载着大批酱釉罐的远洋商船解缆出发，驶向国际贸易的远洋。它最终沉没于台山与阳江交界海域，多年后被考古界命名为“南海I号”。

有研究认为，“南海I号”自泉州港出发后从广东外海跨洋南下，沉没于台山与阳江交界海域，除沉没地点外与广州并无关联。“近年来，我们对船上装载酱釉罐的使用功能、产地、集散港口等研究取得新进展，揭示了‘南海I号’最后从广州离岸的历史事实。”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灶新说。

解开谜团的钥匙，是船上的一批酱釉罐。第9、10号舱存放约220件酱釉罐，部分戳印“酒墱”“玉液春”等印文，用途正是装酒。罐内液体早已无存，检测提取出酵母、曲霉等酿酒微生物，罐身竹篾外筐包装印痕与今天佛山九江双蒸酒厂的古坛酒罐几乎一样。单罐容量约17.8升，220罐总储酒量接近4吨。

这批罐产自何处？窑口比对显示，多数酱釉罐戳印“酒墱”“梁宅”“邱宅号”“吴字号”，与佛山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产品几乎完全一致，成分检测结果也高度吻合。

酒又是在哪里装船的？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发现的宋代大型建筑基址给出了答案。该建筑位于宋代广州州衙治事厅东侧，出土大量戳印“酒墱”“百花春”等印文的酱釉罐，与《元大德南海志》所记“公使酒库，在州治东庑”相吻合，确认是宋代广州官府酿造公务接待用酒的公使酒库。船载酒罐与公使酒库酒罐高度一致，证实“南海I号”的美酒大多来自广州公使酒。

宋代海上贸易的完整场景由此还原，佛山南海诸窑烧造酒罐，运抵广州装酒，经码头搬上远洋商船远销海外。据《诸蕃志》记载，“南海I号”所载美酒可卖约44两黄金，折铜钱约1540贯，约抵一船瓷器价值的1/3。

02

1812年咖啡豆就出现在黄埔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冷东依据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中的清咸丰年间“长洲怡生源记货单”等原始文献披露：19世纪世界四大饮料——热茶、冷饮、咖啡、美酒，最早在中国邂逅交融之地，正是广州黄埔。

“咖啡传入中国的源头，时间被明确提前。”冷东指出，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咖啡于1821—1859年之间传入中国，具体地点并不清楚。冷东考证发现，1812年，十三行行商潘长耀与英国商馆大班埃尔芬斯通通过黄埔互赠礼物，埃尔芬斯通寄给潘长耀8条咸鱼，潘长耀则回赠咖啡豆1包，这说明咖啡在当时已经出现在黄埔。

西方冷饮传入中国内地的最早记录，同样出自黄埔。1855年12月20日，长洲怡生源为外国商人谷先生开具的货单上，除茶油、生油外，注明冰水6加仑。考证显示，这些冰水并非井水，也非北方运来，而是从万里迢迢的美国运抵。

美酒的引进亦始于此。长洲怡生源货单显示有啤酒交易5单、合计19桶，全部向谷先生和原哥购入。1855年，这里成为中国大陆最早品尝到英国啤酒的基层商铺，且已有白啤酒等多种品牌，货单中还有以杜松子酿成、起源于荷兰的金酒销售记录，可见当时黄埔购销的酒类已相当多样。茶叶更是贸易的主角，作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小小茶叶承载中华文明，成为中西物质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饮在食之先。19世纪世界四大饮料在黄埔的邂逅交融，充分说明‘食在广州，饮在黄埔长洲’。”冷东表示，期待这些档案早日回归黄埔，发掘出更多广州的开放基因和生动事例。

03

广州在唐代已有“海事”概念

广州海事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研究馆员，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以“广州海事录：从韩愈碑到哥德堡号来访”为题，讲述广州两千余年的海洋文明故事，并介绍“广州海事录”数字文旅共创计划。

广州自秦汉起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设立市舶司，万商汇聚，被称为“天子南库”。民间歌谣“海舶来，海舶不来无剪裁”，道出海外商船的往来深深牵动广州百姓生活。

王芳介绍，唐代是广州海事意识觉醒的重要时代。唐开元初年，广州设置市舶使。韩愈在南海神庙的广利王碑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海事”这一概念，内容不只包含海神祭祀，更涉及海外贸易管理，减免番舶苛税、保障海商遗产继承。唐玄宗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寓意广开海上贸易之利。贾耽写下《海内华夷图》，记录以广州为起点的“广州通海夷道”，勾勒出通往海外的万里航道。

时至宋代，广州正式设立市舶司，形成包含职司、礼仪、法制完备的海外贸易“广州模式”。官办祭祀慢慢走向民间，便诞生了我们熟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波罗诞。“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生动记录了庙会万人空巷的盛况。

千百年过去，海量珍贵遗产也面临保护难题。王芳表示，“广州海事录”数字文旅共创计划应运而生——打破地域壁垒，搭建广东海洋文化数字图谱，深挖文献史料、梳理水下考古与古港码头遗迹，串联大湾区老城、工业遗产与华侨史迹，将馆藏与学术成果整合为云端数字宝库，构建大湾区海洋文化传承的数字底座。

04

晚清省港澳年旅客逾百万人次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爱丽以“大湾区的密度：晚清省港澳旅客往来与海关管理”为题分享：早在百余年前的晚清，广州与港澳之间年往来旅客已超过百万人次，今天大湾区的高频联系，其实有漫长的历史。

据李爱丽梳理的晚清海关史料，以香港为例，往来班轮数量从1870年每天不足1班，增至1898年每天约3.3班，广州与香港之间的旅客人次，也从每年21万多人次增加到101万多人次。大量旅客往来，折射出省港澳紧密的经贸联系。

轮船是当时省港澳往来的主要交通工具。1848年，第一家往来省港的“省港小轮公司”在香港创办，开辟定期航班。1865年省港澳轮船公司在香港设立，航班日夜开行，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和轮船招商局相继加入航线。旅客往来增多，海关管理随之规范。1874年，清政府颁布《轮船往来港澳章程》，规定往来港澳的轮船须在汲水门、九洲等海关巡卡处停候，由扦子手、巡丁上船查验旅客行李，查获违禁应税之物即“全行入官”。

“大湾区的紧密联系，有漫长的历史。”李爱丽介绍，到2026年9月，深圳口岸跨境人数已超过2亿人次，珠海口岸超过1亿人次，大湾区日常旅客占七成。百年之后，“大湾区密度”依旧，只是往来方式从晚清的轮船时代，换成了今天的跨境通勤与双向消费。

来源 |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