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进老兵周新华：用30年产业化经验，押注外泌体“工程化破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季媛媛

在外泌体这条赛道上，热闹与犹疑始终并存。

一边是资本对“下一代药物形态”的无限想象，另一边则是产业界对工艺放大、质量控制和注册路径的审慎打量。与此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技术领先绝不等于产品可靠。从iPSC（诱导多能干细胞）细胞株构建、外泌体收集纯化，到批次相似性、杂质控制，再到中美双报与海外商务拓展（BD），中间横亘着一道被医药界称为“死亡谷”的鸿沟——一款创新药往往需要十年左右、二十亿至三十亿美元量级的投入，且失败概率极高。

如何把试错前置、把工艺做成护城河，是每一家外泌体企业必须回答的生存命题。

近日，一则人事变动在中国生物医药圈引发关注：2020年上海白玉兰奖获得者周新华博士，正式出任成立仅三年的上海佩格赛斯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佩格赛斯”）首席科学官。

这并非一次寻常的加盟。公开资料显示，周新华博士曾在安进主导多个创新单抗从首次人体试验到商业化的全流程工艺开发，深谙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EMA（欧洲药品管理局）对生物药的监管期望与技术标准；他拥有超过30年生物药研发与管理经验，也曾带领本土创新药企嘉和生物成功登陆港交所。

这样一位资深产业人将职业生涯的“下一站”选在一家初创公司，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什么吸引他开启回国后的第二次“创业”？

履职后不久，周新华博士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采访中，他谈得最多的不是概念，而是数据、工艺、质量体系和注册次序。此外，在周新华看来，外泌体企业如何从“技术领先”走向“产品可靠”，中国药企如何真正意义上“出海”——这两道必答题，眼下都还远没到交卷的时候。

平台逻辑不是融资故事

周新华的职业轨迹，几乎踩在中国生物药产业化的几个关键节点上：先后任职于安进、嘉和生物，最终加入佩格赛斯。

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当初选择大健康与医药赛道，首先是因为其刚性需求，只要人类追求更长的预期寿命，医药就始终是朝阳产业。其次，与人工智能、半导体等赛道相比，医药的周期更长、泡沫更少，但也更考验耐心。

2008年前后，一批归国人员带着跨国药企的总监级经验、完整的博士训练和项目实践回到中国，目标很明确：把国内尚属空白的抗体领域做起来。

“当时抗体药物的领军产品几乎都出自罗氏，赫赛汀、阿瓦斯汀等年销售额均超百亿美元；安进则依靠促红细胞生成素与促白细胞生成素——也就是所谓的‘红药’‘白药’实现崛起，单款产品年销售额在80亿美元至140亿美元之间。”周新华指出，安进极强的商业化能力也让他意识到，生物药不是实验室里的论文，而是质量、成本、规模与临床价值的综合竞赛。

因此，2008年回国后，他参与推进的首个研发方向就是抗体药物，PD-1是其中之一。后来周新华在北京大学IPEM项目授课，核心议题正是“质量”——这是当时中国制药行业最突出的痛点。

这段经历让周新华形成了两个判断：第一，大分子药物和小分子仿制药不一样，前者更依赖细胞株构建、培养工艺、纯化工艺以及批次相似性，没法靠简单绕开专利做出成果。第二，创新药研发的“死亡谷”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一款创新药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漫长研发周期，其中85%到95%的环节都是试错；从一期到三期临床的投入占总投入的94%到96%，靶点发现和工艺开发只占4%到6%。谁能压低临床阶段的试错成本，谁就有机会重塑行业规则。”

而此次外泌体之所以吸引周新华，是因为它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外泌体是尺寸在35至200纳米之间的囊泡，内部携带小核酸等活性物质，能够调控功能分子表达，同时药物安全性可控。

在周新华看来，外泌体是三项诺贝尔奖级技术的集合体：小核酸技术、干细胞技术，以及外泌体发现本身。更关键的是，真正的外泌体不是“空囊泡”，其治疗潜力来自内部小核酸对疾病通路的调控。如果能够找到明确的小核酸与成药性靶点及适应症之间的正向关联，再反向改造分泌外泌体的细胞株，就能形成“发现—验证—富集—再验证”的闭环。

这也是佩格赛斯选择平台化路线的底层逻辑。传统药物往往需要针对每种疾病寻找不同靶点而设计不同分子，最后到病人身体上试错，资本市场因此更关注单条管线；但外泌体从细胞底层机制入手，针对慢性炎症、细胞衰老与组织损伤，具备更强的复用性。膝骨关节炎、脑卒中、心梗、阿尔茨海默病等适应症，表面差异很大，底层却都可能指向细胞受损与炎症微环境，因此被称为退行性疾病。

“创新药开发平台不是融资故事，而是技术复用、成本分摊和数据积累的方式。”周新华强调，第一条产品线必须瞄准存在未被满足临床需求的退行性疾病，先做出真实世界（RWE）证据，再谈平台延展。

不过，平台故事要成立，前提是产品能过工艺关。外泌体不是均一的化学分子，而是异质性囊泡群体；CD9、CD63、CD81等标志物并非每个囊泡都具备，小核酸也并非每个囊泡都携带。如何衡量质量、如何证明批次相似性，成为比“概念”更硬的命题。

把科学问题变成工程问题

当平台逻辑遭遇外泌体的天然异质性，摆在周新华面前的挑战便从“讲得通”转向了“做得到”。在外泌体行业，CMC（化学、制造与控制）是公认的瓶颈——外泌体的富集与收获、分离纯化、批次相似性、杂质控制，任何一环卡住，临床与商业化都无从谈起。

周新华的判断很直接：外泌体若具备安全性、有效性与临床真实世界证据，应用基础便存在；但要成为药，必须把科学问题转化为工程问题，而工程问题的解决正是CMC的核心。

他过去在抗体药物上积累的经验，恰好可以迁移。抗体生产讲究细胞株稳定性、上游培养参数、下游纯化步骤和批次图谱相似性；中药研发则让他更早意识到“批次相似性”的重要性。外泌体的难点在于，它比抗体更不均一：35至200纳米的多种粒径分布、囊泡标志物表达不一致、内容物小核酸丰度差异，都会影响批次间可比性。

佩格赛斯的思路是，从上游到下游建立精细参数图谱，至少完成10个批次生产，从中筛选最优工艺，确保细胞活性、细胞密度、外泌体分泌量和纯度可重复。

上游是第一个突破口。传统外泌体多采用细胞工厂2D培养，收集上清液后再纯化，效率低、成本高、放大难。周新华提出将干细胞改造为可悬浮培养的细胞系，从2D升级到3D，配套适宜培养基，规模至少做到50至100升。

“嘉和生物当年生产抗体所用培养基成本仅约20元/升，行业常规为150至200元/升；当前外泌体培养基成本高达5000元/升，佩格赛斯计划将其降至数百元/升，降幅至少10倍。成本不是小事，它决定了产品能否进入可负担的商业化区间。”周新华说。

下游同样关键。外泌体收集液中混杂着细胞、大大小小的细胞碎片、宿主蛋白和其他囊泡，需通过传统的超速离心、分子筛等方式纯化。周新华的目标是以其他工艺方法将杂质水平控制在合理范围以保证批次相似性，建立独特的质量标准，并保障每批次产量与活性稳定。

“跨国大企业的工艺标准十分严苛，即便拿到参数也未必能复刻品质。中国研发人员的优势在于勤勉和攻坚能力，但必须尊重工艺规律，不能跳过批次相似性的验证。”周新华补充道。

在此过程中，AI被佩格赛斯视为提效工具，但绝非万能药。AI可以快速排查外泌体携带的小核酸功能，判断其可能沉默哪些蛋白、对应哪些疾病通路，再通过湿实验验证并富集，形成闭环；在工艺端，拉曼光谱结合AI可以调控不同培养基组分的配比，推动连续流上游生产，最终向“无人工厂”靠近。

周新华也提醒，人工智能与生物学之间仍存在巨大鸿沟，靶点的发现及其与疾病的关联性不能完全交给算法，最终仍要回到分子生物学“湿实验”的验证和临床数据。

质量体系则是隐形的护城河。佩格赛斯要求基础文件体系对标国际大型企业，覆盖中美合规要求，为后续国际转化建立对等沟通基础。

周新华坦言，外泌体行业此前因标准缺失而出现乱象，如今监管走向规范化，企业不能再靠概念立足。谁先把工艺、杂质、批次相似性和质量文件做扎实，谁才有资格谈临床、谈BD、谈“出海”。

“出海”先练内功

工艺与质量体系的搭建，最终要接受的是全球监管市场的检验。对佩格赛斯而言，“出海”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道次序题——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直接决定了资源投入的效率和注册成功的概率。

周新华认为，FDA与中国CDE的监管标准基本相近，不存在本质差异；真正的挑战在于临床数据的可控性。中国初治患者招募难度较大，实际入组的许多患者已接受过不同形式治疗，导致数据可靠性容易受到海外监管机构质疑。若直接把此类数据提交海外，三期临床结果可能与预期存在偏差，进而影响中国药品的质量与价值判断。

因此，他主张“先中国、后海外”，但质量体系一开始就按国际标准搭建。具体路径上，佩格赛斯计划先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积累真实世界证据，在合规前提下探索转化路径；再推进注册性临床。

“在国内，818号令为治疗技术、新技术类产品提供了更清晰的管理框架：质量与安全标准不降，但临床路径和转化效率有望优化。”周新华指出，公司设想，在积累足够样本和治疗数据后，与CDE沟通注册性临床设计，包括豁免一期临床的可能性。前提是前期已用大量真实世界数据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不是走捷径，而是把试错前置、把证据做厚。”周新华强调。

不过，“出海”面临的挑战也存在，可以归纳为四层：一是数据质量与临床设计能否满足FDA、EMA要求；二是CMC能否支撑全球多中心供应，批次相似性、杂质谱等数据缺一不可；三是注册路径与权益分配，先做中国数据包还是直接全球多中心，取决于产品阶段和合作方诉求；四是资本耐心，创新药退出周期长，BD时机过早会低估价值，过晚则可能错失窗口。

周新华的经验是，BD的核心不是追逐资本，而是让数据吸引资本。他曾协助嘉和生物推进CD3/CD20“纽扣型”双抗的NewCo（新公司）合作，也协助一家拟上市公司完成First-in-Class（首创新药）小分子的License Out（对外授权）推介。

这些案例让他确信：出海路径很多，可以对接海外跨国药企，也可以与国内大型药企合作；但前提是“数据、数据、数据”。“没有扎实的临床前、CMC和临床数据，任何合作都难以深入。优质产品会吸引投资人主动合作，缺乏核心技术的项目则难以获得持续追捧。”

在资本与科学家情怀之间，周新华的看法偏务实：转化贯穿天使轮到D轮，有人进场有人离场，退出有其合理性；真正需要考量的核心是价值——是否解决尚未解决的医学问题。佩格赛斯选择膝骨关节炎作为切入口，再向脑卒中、心梗、神经退行性疾病拓展，逻辑正是从“无特效药”的退行性疾病出发，用平台复用降低研发成本，用真实世界证据跨越“死亡谷”。

从技术领先到产品可靠，佩格赛斯仍要跨过工艺放大、质量控制和全球注册三道门槛。周新华的加入，补上了工艺与产业化这一课；但外泌体的异质性、监管的不确定性和资本的耐心，仍是这家2023年成立的初创公司必须面对的现实。把“领先”变成“可靠”，把“平台”变成“数据”，把“出海”变成“注册能力”，这才是佩格赛斯真正要闯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