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繁荣背后的隐忧：AI红利集中与美国政策摇摆

来源：东方财富网

界面新闻记者 | 张一诺

今年年初时，受高关税和中东冲突影响，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26年货物贸易仅增长1.9%。但实际表现远超预期，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增长3.5%。基于此，WTO在10月将全年货物贸易增长预测大幅上调至3.9%，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则预计货物与服务贸易合计增长约4%。

本轮全球贸易超预期韧性，打破了“全球化终结”的悲观叙事。10月21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外滩年度圆桌论坛上，嘉宾们指出，全球化并未终结，而是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效率再平衡”。

他们表示，供应链多元化、贸易制度底盘稳固、海运互联互通完善，共同构成了全球贸易的安全垫；人工智能（AI）技术革命则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但繁荣之下亦有隐忧：AI红利高度集中、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挥之不去，二者或削弱这轮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重底座托举贸易韧性

本轮全球贸易的强势修复，具备全方位、超预期特征，打破了市场对地缘冲突、关税压制、供应链脱钩的固有悲观认知。

新加坡能源、贸易及工业部副常任秘书林慧贞对界面新闻等媒体表示，全球贸易能够持续抗住多重冲击，核心依托三大长期底层支柱：多元化的供应链、稳定的基础贸易架构、海运网络的互联互通。

她指出，供应链多元化早已常态化，且早于疫情周期启动。市场熟知的“中国+1”布局，在2020年之前就已成为跨国企业的核心策略——企业不再依赖单一产地，通过多源采购分散风险。时至今天，供应链韧性布局仍是全球企业高管的首要战略任务，企业主动为供应链安全投资，大幅提升了全球贸易的抗冲击能力。

其次，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底盘依然稳固。林思贞指出，尽管WTO争议不断、多边谈判遇冷，但当前全球70%的货物贸易仍在WTO最惠国待遇规则下开展。同时，全球自贸协定持续扩容，2016年全球仅283项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2026年已突破389项，叠加未通报的80项协定，全球贸易协定总量接近470项。

最后，海运网络的互联互通成为贸易稳定器。林思贞说，全球超80%的贸易量依托海运完成，港口基建升级、多式联运通道扩容、港口协同机制完善，让贸易体系具备极强的风险对冲能力。以中新陆海新通道为例，新加坡投资的重庆至广西的跨境货运量六年增长十倍，有效补充了传统海运航线；新加坡作为全球核心转运港，可快速弥补全球航运中断带来的延误，持续平滑全球贸易波动。

贸易格局结构性重构的四个层面

贸易总量增长的背后，是近十年最深刻的一场结构性重构，主要集中在贸易流向、供应链组织方式、产业竞争格局和规则体系四个层面。

从贸易流向看，增量来源高度集中于中国。中国欧盟商会主席、马士基集团北亚区首席代表彦辞（Jens Eskelund）对界面新闻等媒体指出，集装箱货量是观察真实贸易格局最公允的标尺，2022年中国占全球集装箱出口总量的33.5%，去年底增至37.5%，今年前八个月进一步升至39.3%。集装箱数据背后，是全球贸易结构持续向中国倾斜。“过去几年全球贸易的增量增长基本上都来自中国。所以我说，真正的主角是中国。”彦辞说。

从供应链来看，供应链多元化的推进，并不意味着企业正在离开中国，而是“多源布局”与“深度嵌入”正在同时发生。一方面是中国企业主动向外布局，并重塑了贸易路径。CF40研究院院长郭凯对界面新闻等媒体表示，中国企业自2018年起主动外迁产能、布局中间品，供应链因此变得更长、更复杂，但也更有韧性。这不是简单转运，而是“中国出口中间品—当地制造—再出口最终市场”的链条重构。彦辞也指出，虽然中国对美直接出口份额有所下降，但出现了大规模转口贸易，从中国运往东南亚的集装箱中约75%是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在东南亚再次加工后出口欧美，“越南与中国的融合程度甚至超过了广东省”。

另一方面是外资对中国的依赖并未降低，而是深度嵌入。彦辞提到，欧洲企业来华的逻辑已从“要市场、要利润”转向“要供应链”，在多数行业面临中国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融入中国供应链成了维持份额的现实选择，欧洲对华依赖不降反升。

从产业竞争格局看，中国正从低端制造向全供应链谱系同时竞争，由此引出所谓“中国挤压”的概念。对此，郭凯回应道，中国并非单一同质经济体：东部发达区域发展水平对标德日韩，参与高端制造竞争；中西部仍具备低成本要素禀赋，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多层次比较优势叠加，使中国能覆盖全产业链竞争，而并非主动挤压他国空间。他还表示，当前的高顺差一定程度源于国内地产下行、需求偏弱，但随着地产调整临近尾声，未来顺差持续扩张的动能将显著收敛。

从规则体系看，虽然多边贸易规则并未崩塌，但支撑全球贸易的制度基础正在发生漂移。林思贞指出，一方面，多数国家仍在走向更多贸易协定，但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回归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长期风险，各国追求的经济安全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负面溢出。

繁荣之下的隐忧

嘉宾们表示，总量超预期，并不意味着前景一片光明。AI红利高度集中，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挥之不去，都在给本轮贸易增长的前景增加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AI相关贸易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引擎，韩国也由此成为本轮技术红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9月韩国单月出口突破1210亿美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其中半导体出口超60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近一半。

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原部长文胜煜（Sung Wook Moon）对界面新闻等媒体表示，依托HBM（高带宽内存）等AI核心硬件优势，韩国深度绑定全球AI算力基建浪潮。但AI繁荣也伴随着其他风险。首先是集中度风险，当半导体占韩国出口总额一半以上时，出口数据本身也凸显了韩国经济的脆弱性。AI投资周期放缓、芯片价格变化，以及其他领域更激烈的竞争，都可能对韩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是投资风险。半导体行业正变得日益资本密集化，企业必须持续在晶圆制造、HBM、设备以及封装等相关技术领域进行更广泛的投资，即使市场状况变得不确定。

第三是地缘政治与监管不确定性。技术管制、投资限制和经济安全措施正成为投资决策的常态，企业不仅要考虑成本和技术，还要考虑在何处、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销售、投资和合作。因此，对韩国而言，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这一轮AI热潮转化为长期能力，使机遇能够持续满足需求。

文胜煜表示，展望未来，AI贸易周期或切换主线：从数据中心基建的“算力投资阶段”，转向推理服务、物理AI、车载半导体、机器人的“应用落地阶段”。韩国正通过产业多元化、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赛道、单一经济体的依赖，适配碎片化新格局。

放到全球层面，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对界面新闻等媒体指出，美国近年来的贸易保护、行政随意化、反移民政策，正在产生类似英国脱欧的长期“投资寒蝉效应”。美国本处于监管宽松、财税宽松、能源低价、AI爆发的超级利好周期，本应出现大规模私人投资繁荣，但政策不确定性直接压制了资本意愿。

他认为，2028年大选前美国贸易政策不会出现实质性变化。即便两党轮替，对华关税的基本盘大概率延续，产业安全审查和技术出口管制也难明显松动，变化的可能更多是姿态与力度。更深层的伤害来自多边体系的持续退化：多边贸易回合“实际上已经放弃”，全球贸易规则正从多边统一框架转向双边、诸边碎片化博弈。区域协定短期内可以对冲部分风险，但长期看，规则割裂、标准分化、合规成本上升，将持续压制全球化效率。

波森表示，美国国内已出现边际纠偏信号，社会与商界逐步意识到关税保护的自损属性，2028至2030年或迎来政策修复窗口。但政策能否跨越总统任期保持稳定，仍是全球贸易最大的变量。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