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隔烽火，一砖记平康：在文物里重读魏晋广州

在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特展展厅中，有一方素朴的晋代墓砖，被单独置于玻璃展柜内。砖面阴刻字迹粗率朴拙，历经千年漫漶，文字依旧可识：“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当烽火席卷中原，五岭以南的广州却另有一番光景。这短短九字的砖文，留下了乱世中生民暂得安居的一瞥。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评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然而，岭南地区特别是以广州为中心的晋南朝历史研究长期相对薄弱。2026年，恰逢“广州”得名整整1800年的节点。以此为契机，“余广州 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特展选择将这一句民间墓砖铭文作为展览的引子，通过展示287件/套来自广州960多座晋南朝墓葬的出土文物，让曾经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岁月碎片，再次拼合出那个年代里独属于广州的社会生活图景。

据介绍，本次展览不仅是“寻迹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六部作品，还是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系统地诠释了广州该时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价值与历史地位。策展人王斯宇表示，本次展览主要基于“姬堂晋墓”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发掘晋南朝墓葬”考古资料整理策划而成，希望能以此激发公众对魏晋南北朝广州的再认识。

图片来源：本报记者梁信摄

衣冠茫茫南渡

本次展览以西晋末年北人南迁浪潮为叙事切入点，以“乱世－南渡－安居－融合”为核心线索，分为“纷纷天下”“茫茫南渡”“安居广州”“多元融合”四大板块，徐徐展开了一幅北人南下、扎根岭南、共建家园的历史画卷。

永嘉五年，匈奴攻破洛阳；五年之后，长安陷落，西晋灭亡。战火、饥荒、疫病接踵而至，中原士族踏上逃亡之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南渡。大多数南迁者落脚建康、长江中下游；也有一部分人，选择走得更远，翻越五岭，奔赴南海之滨的广州。

如何从考古上“认出”这些南下士族呢？展览给出的线索十分巧妙：把广州的晋南朝墓葬与南京及周边地区做比对，会发现有些墓葬结构、随葬品颇有相似之处——由此推测，部分墓主可能就是南下的衣冠望族。他们携家带口，把中原的农耕技术、手工技艺和器物习俗，一并装进了南下的“行李箱”。

广州越秀区（原东山区）竹丝岗于2003年出土的“周颐”六面铜印，是本单元的重量级展品。一枚小小的六面铜印，六面分别刻有姓名、官职、文书用印，方寸之间，完整保留了一位南迁士族的身份信息。北方士族把这套印章制度带到岭南，便是中原衣冠落籍广州最直接的物证。同展的还有一件三足凭几，这是魏晋士族居家倚靠的经典家具，原本流行于中原江东，随移民传入广州。器物的流转，就是人群迁徙的缩影。

为安置潮水般涌入的北方移民，东晋南朝大规模增设州县，还诞生独有的“侨置郡县”制度。意思是，在南方土地上，沿用北方故土旧名设立侨州、侨郡、侨县，慰藉流民的故土乡愁。广州境内同样郡县频立，南海郡析分出东官郡、新会郡。北方的制度、家族记忆，就这样被移植到岭南的土地上。

北人南下，不只是人口的流动，更是一场文化的搬运和流转。中原的农耕技艺、手工业技术、思想习俗，随着移民的脚步跨过五岭，与岭南本土族群相遇，碰撞交融。而这一切，最终沉淀在墓葬、砖瓦、器物之中。

图片来源：本报记者梁信摄

南疆一隅，何以安处

“安居广州”是整个展览中最富有人间烟火气的单元。展览没有只讲宏大的王朝故事，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一个个具体的人。

例如，黄埔姬堂晋墓M3的墓主梁盖，成为了我们看见那个时代的“一扇窗口”。这批文物全部来自1994年姬堂西晋墓发掘，随着《姬堂晋墓》考古报告正式出版，这批文物终于得以系统公开展示。展柜中有一块滑石铭牌，上有三十个阴刻文字，清晰记录了墓主人的身份：“牙门将宣威将军武猛都尉关内侯南海郡增城县西乡梁盖年六十宜公位”。这块滑石铭牌，功能相当于墓志，说明了墓主人为梁盖，六十岁离世，身兼武职，拥有爵位关内侯，是依靠军功崛起的寒门武将。

其他的墓葬出土文物也为我们拼凑出一个更加立体完整的武将形象：一件铜弩机，望山后侧略有磨损痕迹，应为其生前实战使用的兵器，见证过他上阵征战；一块历经1700年的松烟墨实物，是国内晋代古墨难得的实物标本，又告诉我们这位武将并非只会舞刀弄枪，他同样需要磨墨执笔，处理文书军务。墓中还出土了一套铜鎏金晋式带具，这类带具通常流行于3至5世纪初，源头来自北方草原文化，多由中央朝廷制作，作为信物赏赐给高级武将、地方豪族首领。

广州之所以能在乱世中获得“平且康”的幸运，并不单单依靠地理隔绝。展厅“良将良吏”板块梳理了一代代治理岭南的人物，让我们看到，正是良吏与武将共同守护着岭南，才造就了乱世中相对安稳的生存土壤：汉末三国顶尖的易学大家虞翻流落岭南，讲学著述，慕名求学者数百人；步骘迁州，筑城立郭，奠定广州作为州治的格局；吴隐之清廉奉公，岭南吏治渐见清明……

安稳的环境，又催生出蓬勃的市井生活。展品从起居、着装、出行、经商、艺文、归葬多个维度复原晋南朝广州人的日常。例如，“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铭文砖，是广州独有的珍贵文物，全国仅在广州晋墓发现。古人把期盼市场兴旺的祝语刻进墓砖，带入另一个世界，足以证明商贸已经深度融入广州普通人的生活，印证史料中广州商业兴盛的图景；鸡首壶作为两晋南朝代表性青瓷，展厅陈列了多件不同时期的标本，器型由矮胖向修长演变，直观反映了手工业审美变迁。

一个时代的太平愿

魏晋南北朝的广州，既是南北移民融合的熔炉，也是海上贸易的东方门户。展览第四单元“多元融合”，把视野投向了更辽阔的海陆世界。

北人南迁带来中原儒道文化，饮食、器物、丧葬习俗处处可见南北交汇。道教随着移民传入岭南，鲍靓、鲍姑、葛洪在岭南活动，道教思想与岭南中医药相互促进。姬堂晋墓出土的“四叶鸟纹铜镜”，又称“八凤镜”，纹饰繁复华美，龙、凤、瑞兽布满镜背；广州另有同类铜镜夹杂佛像纹饰，正是佛道并存的时代印记。

海路之上，更是万邦往来。商船载来珠玑、琉璃、琥珀，也带来异域的工艺与审美。商业不仅仅是物资交换，异域风尚、技术、信仰，顺着海浪登陆广州，再向内地扩散。广州，成为中华文明向外输出、域外文明向内汇入的双重枢纽。

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分裂，天下重归一统。过去人们读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更多记住的是中原战乱、衣冠南渡，记住名士风流。但这场展览却让我们看到，在五岭之南，广州同样参与了这一段宏大的历史。北人翻山渡海而来，与本土居民共处共生；中原的制度、技术、文化落地岭南；海上风帆接踵而至，中外文明在此相遇。广州从华夏边缘，成长为海陆交汇的关键枢纽，深度汇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展览结语的最后一句话是：“广州平康，中国大宁。”我想，这既是对千年前先民心愿的回望，也是跨越时空的美好祈愿。今日读来，依然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