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海底藏着什么？水下考古追寻沉船踪迹，发现宋代石碇

来源：湛江发布

硇洲岛是湛江雷州湾外的一座火山岛，面积不过50多平方公里。渡轮一趟趟把游客送上岸，看海景、看海龟、看黑色的玄武岩，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片海域是广东水下考古的一块“富矿”。

杨荣佳数不清自己来了多少次。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期间，他和同事在这片海域找到了两枚宋代石碇——古代船锚的构件，由此推测这一带曾有沉船，发生过海难。

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也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拥有丰富的水下文物资源。

“水下普查是广东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一大特色，普查队员们潜入海底记录、核实文物点的保存情况，系统梳理水下文物线索，相当于给这些海底的文物‘上户口’。”杨荣佳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今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广东于8月下旬顺利通过验收。而这份家底，有一部分是在水下“摸”出来的。

“摸”到宋代石碇

广州东山口，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荣佳一边忙碌着收拾装备，一边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大家几乎都在出海调查，平时很难在这见着面。”

这一天，他再次踏上往湛江的路，先是6小时车程，再换渡轮过海。“四普”期间，杨荣佳和其他普查队员频繁往返于两地，抓紧台风登陆的间隙出海调查。

按“四普”的要求，水下不可移动文物既要复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在册的点位，补充坐标、影像等资料，也要核实、登记新掌握的线索。“水下普查跟陆地普查最大的不同，是受制于环境，得等风浪小、水流平、能见度好的日子。尤其古代沉船沉没的地方，海况都不好。”杨荣佳说。

能下水的窗口期不多，普查队员会抓紧每次机会，只要渔民反馈“水清”“风浪小”，他们就直奔当地。

宋代石碇。

杨荣佳记得第一次在水下摸到宋代石碇的那个瞬间。去年8月，他循着渔民提供的线索下水，在一片黑黢黢的礁石间摸索。起初，他以为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直到看清它长条状的形制，才惊喜地认出石碇。“石碇已经和礁石长在了一起，颜色也一样，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分辨出来。”杨荣佳说。

石碇是船锚的重要构件，它的发现，意味着这里很可能有过沉船。但水下环境不适合保存木质的船体，这片海域的礁石缝隙里，如今只能寻找到少量的瓷器碎片。

杨荣佳在水下找到瓷器样本。

“人在水下能游的范围很小，少则几十米，最多一两百米，一个点位往往要下去很多次，才能把大致的范围描出来。”杨荣佳和队员们连着搜了几天，才定下两枚石碇的坐标，直至今年上半年，才在天气合适的时间将它们提取出水。

“在水底触摸到数百年前的石碇，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就像在和古人对话一样。”杨荣佳时常猜想，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据记载，硇洲岛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贸易中转站，也是中国古代海防的重要见证地点，从宋代起就设有管辖机构。这两枚宋代石碇，正是“海丝”历史的重要见证物。

时隔数月，又有渔民提供线索，称见到了第三枚石碇。杨荣佳再次赶赴硇洲岛，希望扩大搜索范围。“早些年，我们根据渔民口头描述的情况去找，往往是大海捞针；如今，借助船上的导航系统，能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

从“看风景”到“找东西”

杨荣佳是云南人。来广东上大学以前，他没有见过海。第一次在海边徒步看到大海时，他特别兴奋。

大二那年，中山大学办起了水下考古兴趣班。杨荣佳第一次走进“南海I号”的“水晶宫”，被这艘南宋沉船深深震撼。后来，兴趣班与潜水公司合作，每年培养5名潜水员，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中山大学南校园5米深的泳池里，杨荣佳第一次背上了气瓶，学会了潜水。

“2013年我去菲律宾考潜水证，水下环境特别好，各种海洋生物近在咫尺。”他说，那时只觉得潜水太有意思了，连水下的声音都显得空灵有趣。

但真正干上这一行，落差很大。

“以前潜水是为了看风景，现在是为了找东西。工作后发现，水下考古的环境大多不理想，能见度低，甚至全黑。”杨荣佳直言。

2016年，他从中山大学毕业，进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后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第八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他先在阳江上理论课，再到上下川岛海域实习。

2018年，他正式拿到国家文物局认证的水下考古队员资格，很快便迎来第一次面对“全黑”水下的经历——他随队赴山东威海，支援甲午沉舰定远舰的水下考古调查。

“我们要抱着抽泥管抽泥，一抽起来就什么都看不见。黑暗中只有抽水的声音。偶尔踩到一只死去的海蜇，软绵绵的，会把自己吓一跳。”他回忆，有一次自己手离开了抽泥管，前后左右都摸不着，也不敢贸然上浮，摸索了两三分钟，才重新摸到基线绳和抽泥管。

可也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尝到了这份工作的甜头。队员们在淤泥中筛出了船上随行的物品，一块木牌上依然留有墨书，为判断这艘沉舰的身份提供了关键信息。2020年二期调查时，重达18吨的定远舰铁甲被起吊出水，后来存放在刘公岛的博物馆里。

“有新发现的时候特别自豪。”他说。从定远舰到大鹿岛海域的“超勇”号、“扬威”号，这些年，他跟着一个个项目，把下潜深度从十多米推到三十米，甚至五十米。

他也亲眼见证水下考古装备技术的迭代更新，考古队员的安全保障在逐步提升。比如这次文物普查中，他们用上了新配发的水面通信装置：水面的人可以给水下的潜水员发文字信息，还能实时监测其耗气量，一旦发现有人耗气过快、没能及时出水，可以马上提醒。“传统的水面与水下沟通要靠全面罩，但全面罩会大幅增加耗气量，佩戴也不舒服。”

每当聊起技术，他就会滔滔不绝。在所里，同事都喊他“装备杨”和“技术杨”，因为他没事儿就爱研究各种水下设备。“我一直在折腾，爱潜水、爱爬雪山，喜欢这些挑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发现。”杨荣佳说。

“谜题的答案都在海里”

水下考古并非付出就有回报。每一个新发现之前，往往会经历无数次试错，甚至遭遇危险。

去年11月，杨荣佳和同事到湛江吴川的沙角旋，调查一艘早年发现、准确位置一直不明的沉船。上世纪80年代末，水下考古队员曾在附近海域做过调查，采集到铜皮、铁钉等标本。此后多年，渔民曾在拖网中把船体构件拖到岸边，考古队每次都跟着出海去找，却始终没能锁定坐标。

“这片海域水深只有四五米，完全没有能见度，当时赶上东北季风，涌浪很大。”杨荣佳和潜伴下水后，立刻感受到涌浪的冲击，身体不自觉地往疑似沉船的位置撞。他紧紧拿着一把铁锹挡在身前，以防撞上凝结物。

更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潜伴身上。潜伴的调节器被渔网勾住，到了约定的时间，杨荣佳先出了水，等了两三分钟仍不见人。“正准备再下水找他时，他才终于脱险浮了上来。”

这样的经历，让杨荣佳不断摸索和优化安全流程。下水时，他会强制自己带上备用装备，潜水刀带三把，分别放在腰带、肩部和手上，一旦被渔网缠住，手边随时能够到；身上还带着哨子和一面小镜子，如果出水时与入水绳分开、被水流带远，可以把镜子的反光打到船上求救。

他特别敬佩崔勇等中国最早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他清楚记得，有一回，一名队员在水下被渔网缠绕，另一位队员浮上来求援。还没等人报告，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南海I号”项目领队崔勇已经从水下气泡的异常里看出了不对劲，提前让人穿好装备。等求援的人一出水，支援的队员已经就位。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杨荣佳的脚蹼上画着一道平安符，书包上挂着一个晴天娃娃，偶尔遇到危险，他和家里通常也是报喜不报忧，生怕家人担心。

今年，他和妻子有了宝宝，愈发感到牵挂。“用我们同事的话说，每次下水都要想一下，家里面有人在等着你。”谈起家人，杨荣佳满是笑意。

从2016年入职算起，今年正好是杨荣佳入行的第10个年头，他发现干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多了。“90后”的他，曾是全院最年轻的水下考古队员，那时全国有专业资质的水下考古队员不到200人，广东只有二三十人。

如今，已经有“00后”队员加入了这个行列，国家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的举办也更加密集。“这是件好事，找答案的人更多了。”

关于广东的这片海域，他依然有很多谜题想要解开：比如莱茵堡号为何至今不见踪迹？南澳周边海域也有许多的线索待发掘……

“这些谜题的答案都在海里，等着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杨荣佳又一次望向了熟悉的海面，目光里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