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怎么走上极端化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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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长达三十余年的经济低迷。战后高速增长积累的发展红利逐步消退，经济韧性持续弱化，原有稳定的社会与政治格局趋于瓦解，社会心态日渐失衡、政府改革屡屡受挫。日本右翼极端势力借机以民粹叙事煽动社会不满，以炒作外部威胁转嫁内部矛盾，逐步强化对政坛的掌控，推动日本脱离战后温和政治轨道，走向政治极端化的危险道路。

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国内修宪动向持续发酵，引发日本国内、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对。5月3日是日本宪法日。图为2026年5月3日，约5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护宪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强烈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修改宪法、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等危险政策。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长期经济停滞催生社会失败情绪，为政治畸变提供深层社会土壤。战后数十年经济繁荣构筑起日本民众稳定富足的生活预期，泡沫经济顶峰期“日本第一”的光环让国民自信空前膨胀。然而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萧条下就业、收入、养老等民生问题集中凸显，日本社会产生普遍不安与焦虑情绪。日本内阁府社会调查显示，对未来生活感到不安的受访者比例从1992年38.9%升至2025年63.9%；认为自己生活“非常困苦”的比例从1992年9.0%上升到2001年超过20%，近年接近30%。尤其是成长于“失去的三十年”时期的中青年，未曾享受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红利，却长期面对就业恶化、收入停滞、阶层下滑的困境，易滋生“相对剥夺感”。随着民众焦虑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日本社会理性务实的根基被侵蚀，眷恋过往“荣光”、排斥开放竞争、追捧极端主张的思潮蔓延，这为右翼势力利用民众迫切求变心理，渲染“战后体制”下日本“被剥夺”的受害情绪、将社会内部焦虑引向对外敌意等一系列行径，提供可乘之机。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间，历届政府出台诸多改革方案，但收效甚微、常常半途而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复苏乏力，桥本龙太郎内阁力推金融自由化与财政健全化改革，但未能有效化解银行巨额坏账，且错估经济修复节奏，强行推进财政紧缩，导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核心改革政策也随桥本龙太郎辞职而中断。21世纪初期，小泉纯一郎内阁推进以邮政电信民营化为标志的自由化改革，以增强市场和企业活力，但其过度放任市场机制，弱化就业与公共保障，加重了阶层分化与民生困境，内需疲软等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2009—2012年，民主党政权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批判与修正，主张扩充儿童补贴等福利保障，但因缺乏稳定财源支撑，未能切实改善民生、拉动内需增长，加之福岛核事故应对失当，造成民众政治信任流失。之后，安倍晋三二次执政，推出大规模财政扩张与货币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严重缺位，既未解决少子老龄化、产业创新滞后等深层问题，也未打破财阀、官僚体系的利益固化格局，持续宽松刺激推高了政府财政赤字，加剧资产泡沫与贫富分化。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2025年超七成民众认为政府政策并未反映民意。改革接连受挫、政策与民意脱节，民众逐渐放弃对温和改革路线的期待，更容易被号称能快速“破局”的激进主张所吸引和蛊惑。

在社会心态异化、主流改革失效的治理困境下，日本右翼势力沿思潮造势、民意收割、权力掌控路径逐步推进，裹挟日本政治走向极端化。思潮方面，右翼势力抓住战后价值观松动的空隙，重构历史叙事，通过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模糊战争罪责，将历史反省与和平外交污名为“自虐史观”、“屈辱外交”。民意方面，右翼势力一方面把改革乏力归咎于战后体制，将经济复苏与“摆脱战后体制”、“正常国家化”深度绑定，另一方面把国内矛盾转嫁于经济全球化与周边国家，放大外部威胁、刻意制造对立以聚拢保守民意。权力方面，自民党内右翼派系不断积聚力量，新的极右翼政党快速崛起，中间温和力量持续被挤压。安倍晋三二次执政时期，保守团体“日本会议”统合各方右翼势力，使其从政坛边缘力量转变为执政议程制定者，同时与以“在特会”为代表的街头极端排外团体联动，形成体制内外右倾化同频共振。及至高市早苗执政，自民党内右翼势力完成新一轮重组，并与极右翼保守政党日本维新会结成联盟，形成国家政治的主导势力。2026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465个议席中的316席，执政联盟合计议席占比超七成，而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成的“中道改革联合”议席大减，政治制衡机制几近失效。2026年9月高市内阁改组，修宪扩军等右翼核心议程全面加码，日本政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滑向极端化。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李清如 吴怀中《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与政治极端化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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