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访华、总理去日韩：“德国式对冲”外交能够奏效吗？

来源：澎湃新闻

总统访华、总理去日韩：“德国式对冲”外交能够奏效吗？

10月下旬，德国总统与总理同期出访亚洲，却走向不同目的地。总统施泰因迈尔访华，首站来到安徽，考察大众汽车在合肥的研发中心；总理默茨则访问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寻求深化经济、技术与安全合作。一边走进中国的产业创新现场，一边在中国周边拓展伙伴网络，两幅外交画面，折射出德国对华政策的复杂心态：柏林希望继续分享对华合作的收益，又希望减少对华依赖，通过扩大伙伴网络增加政策选择。这种合作与防范并行的做法，或可称为某种“德国式对冲”。但对冲能否奏效，不能只看外交布局是否周全，还要看不同政策是否相互抵消。当防范侵蚀合作，保护措施损害开放承诺，德国可能付出的代价，恰恰是自身最珍视的产业竞争力与国家信誉。

2026年10月26日，安徽合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参观合肥大众研发中心，体验了面向德国市场的自动驾驶汽车。视觉中国 图

两路亚洲之行背后的共同焦虑

如果把两次访问理解为“总统促合作、总理搞对抗”，容易形成鲜明印象，却不够准确。事实上，德国总统主要承担国家代表职能，联邦政府负责外交政策的实际制定与执行。总统访华可以维持沟通、增进理解，却不能代替政府在经贸和安全领域作出政策决定。因此，两人的行程和语言各有侧重，并不意味着德国存在两套彼此独立的对华政策。

施泰因迈尔也并非只谈合作。10月29日，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示“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同时也明确要求“改善经贸关系中的不平衡”，并就乌克兰问题向中方提出期待。与此同时，默茨在新加坡演讲中，则把拓展伙伴网络、增强韧性与继续对话外交同时列为政策原则。

两次访问呈现的，是德国同一种战略焦虑的不同侧面：对华合作具有难以割舍的现实价值，而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又让德国对原有经济关系产生新的不安。柏林既希望保持合作渠道，也希望借助外部伙伴提高议价能力。

这种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国家都需要关注关键物资供应过于集中的风险，也有理由拓宽市场、增加合作对象。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并不妨碍德国这样做。但问题在于，德国如何区分具体的供应风险、正常的市场竞争，以及对中国发展的政治疑虑。

这三类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某种关键原材料缺乏备用来源，可以通过储备、回收和增加供应商缓解；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承压，需要通过产品和经营调整应对；政治分歧则需要沟通与磋商。如果统统归入“对华依赖”，政策工具就容易错位。德国式对冲由此也就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它究竟是在管理可以识别的风险，还是把对竞争地位变化的不适，转化为对整个合作关系的怀疑？

显然，今天的中国早已不能仅用“德国商品的买家”来简单粗暴理解。它同时是制造业竞争者、供应链合作伙伴，更是部分德国顶尖企业开展创新的重要场所。因此，德国可以在不同领域作出不同安排，但不能期待以压缩合作的方式，自动解决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拓展外交伙伴难以替代产业竞争力提升

施泰因迈尔考察合肥大众研发中心，体现了中德产业合作的新变化。过去，德国企业主要看重中国的销售市场和生产条件；如今，中国的研发能力和产业配套也成为重要吸引力。以大众汽车为例，其在华布局已从生产和销售汽车，进一步延伸至本土技术研发，并计划将中国研发的技术用于其他市场。这意味着，对部分德国企业而言，对华合作的价值已超出中国市场本身，关系到其全球产品开发与竞争力。

2026年10月26日，安徽合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德到访合肥大众研发中心。视觉中国 图

大众汽车自身的公开材料也印证了这一变化。10月29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发布消息，介绍其在华开发的本土技术体系，并提出把中国研发的技术与产品拓展至其他市场。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博穆将中国定位为重要创新引擎，以及日益重要的全球产品和技术中心。这是企业对自身经营布局的公开表述，说明其在华研发已同全球业务发生联系。

这一案例不能证明所有德国企业都应扩大对华投入，却足以提醒柏林：对华合作的价值正在变化。减少在中国的研发和产业联系，可能降低某些集中风险，也可能削弱企业学习、创新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两方面都应计算，不能只列风险、不算收益。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同样显示，2025年中德货物贸易总额为2518亿欧元，中国重新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这里的统计口径是货物进出口合计，不能直接等同于德国对华出口规模，更不能据此断言德国无法调整对华关系。但它清楚表明，中德经济联系具有相当深度，任何大范围调整都涉及现实成本。

更值得德国关注的是，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不会因为增加几份伙伴协议就自行消失。当消费者比较电动汽车的价格、续航、智能化和使用体验时，外交关系再密切，也不能替代产品本身。德国企业能否保持优势，最终取决于研发投入能否转化为产品、组织调整能否提高效率，以及企业能否及时回应市场变化。

外交拓展当然可以创造机会。德国同新加坡、日本、韩国加强技术和产业合作，可能带来新的市场、投资与知识来源。但如果把这些合作主要理解为摆脱中国的手段，就会人为缩小合作空间，也容易偏离企业真正面对的问题。

一味提高市场壁垒，同样难以提供长久答案。保护措施可以为产业调整争取时间，却不能保证企业利用好这些时间。倘若市场保护削弱了改进产品的紧迫性，企业可能暂时减轻竞争压力，却在下一轮技术变化中落后更多。

德国在亚洲之行中遇到的质疑，正发生在这里。10月30日，默茨在首尔答记者问时承认，新加坡、日本和韩国都对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可能带来的保护主义表达了明显担忧，其强烈程度令他有些意外。他表示，会将相关意见带回柏林和布鲁塞尔，并强调欧洲应保持开放与竞争。上述内容可在德国政府公布的答问实录中直接查到。

这说明，德国希望争取的伙伴，并不会因为政治关系密切，就忽略自身产业利益。欧洲希望扶持本土制造，亚洲出口企业则关心自己能否公平进入欧洲市场。双方可以具有共同利益，也会存在直接竞争。相关规则仍在讨论，不能把尚未确定的条款和后果提前写成事实。但伙伴的担忧已经揭示出政策矛盾：德国一面主张扩大开放贸易，一面又需要解释欧洲的产业扶持为何不会变成市场排斥。共同价值无法替代对具体规则的交代，更不能让商业利益自动服从外交安排。

对冲若失去边界会透支国家信誉

默茨遇到的这些质疑，虽然尚不足以证明其亚洲之行失败，却足以说明，德国无法轻易让所有政策目标同时实现。

柏林希望中国相信，德国仍是长期合作伙伴；同时还希望其他亚洲国家相信，德国正在提供新的合作选择；又希望欧洲企业相信，政府会保护其产业基础。满足这些诉求，需要明确政策边界。若对不同对象分别作出承诺，却缺乏可以兼容的规则，外交灵活性就可能转化为政策不确定性。

对企业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有实际成本。研发中心、生产设施和供应商体系，都需要多年投入。如果正常合作可能因不断扩大的安全概念而受到限制，企业就不得不增加备用安排、推迟投资，或者调整经营预期。德国的国家信誉，也体现在这些具体判断之中。合作方是否相信规则会稳定适用，企业是否能够预见政策边界，往往比一时的外交措辞更有分量。信誉受损未必立即表现为订单取消，却可能逐步影响资金、人才和技术合作的流向。

因此，德国有必要认真面对一个问题：降低风险的措施，会不会在实施过程中制造新的风险？如果减少了部分供应集中，却提高了生产成本、失去了创新机会，又削弱了伙伴信任，那么政策收益就不能只看某项“依赖度”下降多少。

这也不意味着中德合作只能回避矛盾。市场准入、竞争规则、投资环境与供应安全方面的具体分歧，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合作能否持续，有赖于双方回应合理关切。德国需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安排，以及衡量政策成本的统一标准。

10月30日，中德元首会谈继续释放合作信号。根据中方公布的会谈消息，施泰因迈尔表达了加强贸易、科技、人工智能和环保合作的意愿，并表示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这些表态为后续政策协调保留了空间。能否利用好这一空间，取决于德国如何处理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拓展其他市场可以与深耕中国市场并行，增加供应来源可以与保持既有产业合作并行，维护产业利益也应接受透明、公平规则的约束。把这些事情做好，需要更精细的政策，而非不断扩大对华防范的范围。

如果德国一面希望保留中国市场和创新网络的收益，一面持续提高合作的政治成本；一面要求亚洲伙伴维护开放市场，一面又让这些伙伴担心欧洲设置排他门槛，那么这套对冲就难以持续。它既不能代替德国企业完成产业升级，也可能损害中德关系，并削弱德国维护自由贸易的说服力。

对德国而言，对冲固然可以增加选择；但选择越多，越需要清晰的判断。德国真正需要降低的风险，包括错失技术转型的风险、以保护代替创新的风险，以及因政策反复失去伙伴信任的风险。总统与总理的两路亚洲之行，最终都要接受同一个检验：它们能否转化为更强的产业能力、更稳定的合作关系和更可信的开放承诺。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