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防止平台以自治之名 不当侵害用户权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俊

随着网购、网络直播等迅速发展，平台交易治理与内容治理中的法律问题日益凸显。平台与用户、平台内商户等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

11月1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发布会，会上披露，自2018年建院以来，北互累计受理各类网络服务合同纠纷35869件，审结32947件。此类案件中，因网络平台经营者执行平台规则、对平台内违反平台管理秩序的用户或经营者予以处罚，而引发的纠纷，即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共受理10547件，审结9548件，在网络服务合同案件中整体占比达29.4%。

其中，平台使用算法等技术手段进行违规监测，自动化处理易引发纠纷；平台处罚多发背景下，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产生大量申诉、维权需求，出现“引流—接单—代办”维权链条，催生不诚信诉讼行为。

平台既是市场经营者，又是市场规制者。因此，北京互联网法院强调，案件裁判，要审查平台规则，依法界定平台处罚边界。既要审查平台是否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还要针对用户权益影响程度、平台大小分级分类等因素，综合审查平台规则是否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用户责任、排除用户主要权利。

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议，平台应优化完善平台规则，以显著方式提示与各方主体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制定和修改规则时应公开征求意见，做出处理措施后应告知理由及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对申诉事项及时复核、客观公正作出处理。对违规行为建立阶梯式处置机制，坚持过罚相当原则。

网络购物、网络直播平台治理纠纷增长快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长新介绍称，各类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呈现逐年较快上升趋势，2023年之前相关案件整体数量较少，2024年、2025年以及2026年1-10月，案件受理数分别达到311件、2970件、6909件。相关案件主要涵盖网络购物、网络直播、生活服务三大类应用场景，案件占比分别为60.6%、36.1%、3.3%。

“其中涉网络购物、网络直播平台治理纠纷均出现较大增幅，表明在网络交易与直播业态的高速发展中，规则摩擦与治理风险日益凸显，亟需通过司法裁判明确平台行权边界与责任底线。”赵长新指出。

从涉诉主体情况来看，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包括两类情形：一是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起诉平台的处罚争议型诉讼，该类案件主要为平台依据用户协议和平台规则，对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作出处罚，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不服提起诉讼。

据赵长新介绍，该类案件原告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自然人占比约56%，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占比约44%，多为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被告主要为在京平台企业，其中多被告案件占比12.2%，主要为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将平台经营者及其关联公司、收款方、技术服务提供者等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反映出平台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复合、嵌套程度上升，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难以确认具体责任承担主体。

二是平台起诉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的处罚追偿型诉讼，该类案件主要为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未缴纳平台违约单所列违约金，平台向法院起诉主张追偿。此类纠纷多发于网络购物类平台，案件总量虽相对有限，但多涉及平台惩罚性违约金等条款的审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秩序维护等网络消费领域民生热点密切相关。

平台处罚多发 催生维权代办链条

随着平台经济深入发展，平台治理类纠纷不断进入司法程序，平台治理的处罚场景已从传统的知识产权投诉、产品质量投诉等，扩展至商家不正当获取及使用数据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违反AI生成内容标识义务等场景。

平台规则对违规判定权、处罚权及处罚种类规定日趋明确，处罚手段更具时效性和针对性。同时，赵长新表示，针对新业态、新类型的处罚场景，平台更应对处罚依据承担举证责任和解释说明义务。

尤其是目前平台除依托自行巡查、质量抽检、投诉举报等渠道外，还普遍运用算法、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排查违规线索，对用户行为进行风险等级评估、违规情况判定和自动判罚处理。但受制于样本数据有限、数据偏差或模型缺陷等原因，平台基于算法对用户给予处罚伴随着误判风险。赵长新指出，如果平台未能提交处罚依据，亦未能合理解释其包括违规行为识别、违规情形定级方法在内的算法运行机制，则相关处罚可能因缺乏依据被撤销。

在不少合同纠纷案件中，平台根据大数据模型对原告商品质量表现进行评价、排序，并基于该评价结果作出划扣违约金的处罚措施，但商户并不了解具体处罚依据，因此产生纠纷。

并且，平台处罚多发背景下，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产生大量申诉、维权需求，出现“引流—接单—代办”维权链条，用户或经营者通过网络渠道联系“代办人”代为制作申诉材料或者代为起诉。部分“代办人”提供代为申诉、代为准备起诉材料、代为出庭的“流水线”服务，但在诉讼中难以有效陈述案件事实，甚至伴随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不诚信诉讼行为，严重妨害诉讼程序正常进行。

审查平台规则，依法界定平台处罚边界

平台既是市场经营者，又是市场规制者。因此需要在尊重平台规范自治的同时，注重防止平台以自治之名不当侵害用户权益；同时避免司法过度介入，压缩平台正常的治理空间和抑制创新发展活力。

对于案件裁判，要审查平台规则，依法界定平台处罚边界。

用户协议、平台规则是平台对违规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进行处罚的基本依据，法院在尊重自治权的基础上，依据平台协议对用户是否存在违规行为予以审查。关于平台规则的效力，赵长新指出，北京互联网法院会重点审查平台规则是否为有效的格式条款，一方面审查平台是否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另一方面针对用户权益影响程度、平台大小分级分类等因素，综合审查平台规则是否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用户责任、排除用户主要权利，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在对平台违规判定的司法审查中，法院应依法要求平台围绕案件争议事实，举证证明或说明算法的运行机制，并对其使用算法工具进行判定的准确性进行必要限度的解释说明。

比如，在唐某诉某科技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被告平台以自研算法结合人工复核，认定原告在平台内发布的原创内容缺乏明显人类情感特征，属于未标识AI生成内容的违规行为，并对该内容进行隐藏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未对涉案内容属于AI生成合成的判断依据和结果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违约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撤销隐藏处理，删除该条违规记录。

在对平台处罚程序的司法审查中，坚持正当程序原则，重点审查平台是否履行告知处罚决定、说明理由、听取陈述申辩、提供申诉救济等基本程序。

在对平台处罚措施的司法审查中，坚持处罚合理、轻重合适的审查原则。一方面，依法审查平台处罚目的的正当性，要求平台处罚行为是为了维护平台公共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依法审查平台处罚行为是否适用从轻到重的梯度处罚，处罚力度与违规的性质、情节、影响范围、损害后果、历史违规等情况相当，避免平台“一刀切”式处理。

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平台经营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优化完善平台规则，以显著方式提示与各方主体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制定和修改规则时应公开征求意见，做出处理措施后应告知理由及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对申诉事项及时复核、客观公正作出处理。二是对违规行为建立阶梯式处置机制，坚持过罚相当原则，根据违规程度采取警示、限制功能、暂停服务等差异化措施。三是加强信息内容管理，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在利用AI等技术手段预防、治理违规信息时，避免以技术中立为由回避审核义务。四是压实举证与证据留存责任，诉讼中应对违规事实、预警记录、举报材料、处置流程承担举证责任，由“被动应诉”转向“主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