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已写下漂亮的句子、精妙的比喻，作家还剩下什么？

来源：澎湃新闻

2025年，《十月》杂志举办了一次人工智能协同写作比赛，共收到555篇投稿。评委们发现，有些作品写出了非常精彩的句子，甚至包含令人意想不到的比喻。还有参赛者利用AI模仿先锋小说的风格，或者让AI写作、修改，再由AI自行评价。

这些细节让《十月》杂志主编季亚娅产生了疑问：当AI可以轻易写出优美的句子，过去文学界对于好作品的评价标准，是否也需要改变？

本着对这个问题的好奇，“双基时代的文学与艺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艺大讨论”理论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来自文学、艺术、出版、科技等领域的20余位专家学者与创作者参与讨论，以辩论的形式就创作主体、原创性、文学评价、算法推荐及人机协作的伦理边界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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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越来越容易，文学会变得更好吗？

对于AI写作，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杨晓民持开放的态度。他认为，AI的出现实际上是一场文学领域的“平权运动”。过去，一个人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写出像样的文章，如今只需要输入提示词，便能生成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原本缺乏写作能力的人。例如，一位老人拥有丰富的家族记忆，能够口头讲述故事，却没有能力将其组织为文字。借助AI，这些故事也可能变成小说或回忆录。杨晓民认为，这将改变整个文学生产的结构。

但他也提出了相反的问题：当一篇及格的文章能够被轻易生成，普通文字作品的价值是否会因此下降？过去依赖语言技巧建立的写作门槛正在消失，作家所拥有的稀缺能力也可能随之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晓琴分享了一个更具冲击力的案例。南非言情小说作家Coral Hart借助多个AI模型，在约20个月里出版了371部作品，使用21个笔名。她根据不同模型的特点分配任务，分别处理情节结构、人物对话和具体场景，再由人工进行整合。张晓琴认为，这样的实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写作。作者从一个人变成了一条由不同模型和人工操作组成的生产链条。

但争议随之而来。作品究竟属于谁？作者使用模型生成的文本，包含多少其他写作者的劳动成果？如果作品进入文学奖项评选，是否需要明确标注AI参与的程度？

张晓琴还讲述了一段自己的经历。一位作家朋友告诉她，自己把小说交给AI分析，发现它的理解有时比文学评论家更加深入。另一位批评家因为来不及读完一本厚书，也借助AI了解基本情节，再去参加作品研讨。这让张晓琴意识到，AI不仅在改变写作，也在改变文学的阅读与批评。过去由作家、读者、评论家组成的文学关系，正在加入一个新的参与者。

作家计文君不认为仅仅输入提示词、调整参数，再由模型完成文本生成，就能称为真正的人机协同创作。在她看来，AI可以生成精彩的叙事，但这与一个人凭借生命经验进行文学创造，仍然存在根本区别。

计文君还提到一种吊诡现象：有些作家完全独立写出的文字，却被检测工具判定为AI生成。她认为，这或许反而说明，文学写作中已经充斥着太多陈词滥调。AI大量学习人类已有的表达，写作者如果不断重复同样的语言，就可能越来越像机器。她甚至开始主动回避一些常见的文学词汇，例如“幽微”“蜷曲”“褶皱”等。AI的出现，迫使她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和叙事方式。

人究竟是在使用机器，还是被机器使用？

讨论并没有停留在文学领域。艺术家们同样发现，AI可以轻易生成漂亮的图像，却未必理解图像背后的现实经验。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迪展示了一组平面设计实验。他曾创作过一张关于快递员的海报：在暮色中，一名骑手像极限运动员一样腾空飞跃。这个构思来自他的日常生活——每天接送孩子时，他都能感受到快递骑手从身边疾驰而过带来的危险。

他把相同主题交给AI，发现生成的图像完整、可用，但表达相当直白。即使向AI详细解释自己的构思过程，让它模仿自己的思路，最终效果也没有明显改善。

另一张关于《黑神话：悟空》的海报，他没有直接使用孙悟空的形象，而是将金箍与游戏手柄结合，并在金箍上留下缺口，暗示中国游戏产业逐渐摆脱束缚。他认为，这种设计来自个人的文化观察，而不只是视觉元素的组合。

赵迪并不因此否定AI的价值。他坦言，AI已经让自己能够完成过去技术上难以实现的复杂画面。问题是，生成图像的能力，与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视觉观念，并不是同一件事。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兰珺则提出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活猫电话”和“假肢舞者”。前者来自早期有关听觉与信息传输的实验，活猫被固定在装置中，身体成为信息转换系统的一部分；后者则代表技术作为人的身体延伸，帮助使用者获得新的行动能力。她认为，这正是人机协作可能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人究竟是被吸收进庞大的机器系统，成为提供数据和执行指令的工具，还是利用技术扩展自己的能力？

秦兰珺讲述，有朋友独立写出一篇文章，却被检测工具判定AI生成比例过高。无奈之下，他反而使用AI修改文字，降低所谓的“AI率”，才得以通过检测。一个完全由人写成的作品，竟然需要机器帮助证明它是人写的。秦兰珺认为，这正是人在技术系统中失去自主权的一种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则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原创性。他提到，中国传统绘画往往允许后人在作品上题诗、钤印，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与将作品完全归属于某个独立作者的观念相比，这种传统本身就包含开放、共同参与的创作方式。

他认为，面对AI，不应只是焦虑人类独一无二的作者身份遭到挑战，也可以重新调动本土文化资源，理解新的创作关系。

机器批量写作，谁还能被读者看见？

人工智能的另一个影响，已经出现在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实际流程中。

季亚娅介绍，在AI广泛普及之前，AI写作助手就已经进入网络文学平台，帮助作者润色、修改对话、编写提纲。后来，AI生成内容大量涌入，一些平台的编辑工作也受到冲击。但AI普及后，平台后台收到的投稿量出现百倍、千倍级别的增加。海量文本的出现，既意味着创作机会扩大，也意味着编辑筛选和文学评价面临新的压力。

《十月》此前举办的人机协同写作比赛，也呈现了一个出乎预料的结果。主办方原本希望借助AI，帮助那些有故事却缺乏写作技巧的普通人表达自己。但投稿中，约85%的参赛者是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这让季亚娅意识到，AI虽然降低了技术门槛，但未必自动带来更广泛的文艺参与。最先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的，仍然可能是原本就拥有教育和创作资源的人。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刘诗宇提出，今天所谓人与AI的竞争，有时其实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竞争。AI需要由人开发、运行和维护，其背后存在不同的商业利益。他提出，一些内容工作室通过操纵多个AI模型和账号，批量生产作品，试图影响网络文学平台的推荐机制和排行榜。平台则需要不断调整算法，应对这些操作。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能否被读者看见，可能越来越取决于平台算法与内容生产者之间的技术博弈。刘诗宇形容，这场竞争发展到极端时，“既没有作者也没有读者”，只剩下不同技术系统之间的较量。

如果机器可以写得更快、更好，人为什么还要写作？季亚娅提到，她曾与作家石一枫谈起这个问题，对方的回答是，因为写作本身让自己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