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小加:把责任留在人这一侧,把机会交给AI时代的年轻人
来源:新京报
新京报记者程子姣 任婉晴 白昊天 实习生唐一菲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张彦君
过去一年,AI赛道竞争已经从模型能力比拼,转向智能体能否落地完成真实任务。
资本市场随之面临新的拷问:AI、具身智能企业冲刺港股IPO,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接纳未盈利具身智能企业,港股科技股IPO占比走高。与此同时,围绕估值泡沫争议、未盈利企业IPO审核趋严、金融业是否会被AI颠覆等话题的讨论接连出现。技术迭代不断提速,原本以十年为单位的制度变革被压缩至数年,资本市场传统估值标尺不得不去衡量尚未盈利、形态尚未定型的资产。
拉长时间看,这场讨论有迹可循。2018年,港交所推行近二十年最大上市制度改革,接纳同股不同权、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解决新经济公司的资本识别难题。八年之后,AI、芯片、人形机器人这类更难定价的硬科技资产被推到台前,两场改革之间,恰好是一轮完整的技术代际更迭。
当年主导这次改革的正是李小加。执掌港交所的11年间,他搭建起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离开交易所后,他并未置身事外,转而深耕AI与实体经济结合领域,探索将真实现金流转化为可投资标的。从资本市场规则设计者到新生态的探路者,他的职业轨迹,正是这场变革的一个注脚。
日前,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滴灌通创始人、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对谈从香港作为“咸淡水交汇” 的资本枢纽说起,涉及技术革命、AI泡沫、年轻人的未来,以及给AI戴上“紧箍”等问题。对话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当技术持续降低创业与投资门槛,资本如何识别优质标的,人又该如何在这场变革中找准自身位置。
谈变化
本轮技术革命带来气候级变革,要看懂AI会解决什么、催生哪些新风险
新京报:今年港股IPO中科技类占大头,“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已经挂牌。你当年提出“内地是新经济企业的本土主场,中国香港是它们首选的境外市场”,对AI产业而言,中国香港“连接器”的角色有没有变化?
李小加:我们正处在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时代。讨论今天的AI,无论从技术本身、整个经济的发展,还是最后金融和它的结合来看,都很难在过往找到一个完整的参照体系来回头分析。所以,无论从哪个视角看,都要极其动态地往前看,也要往后看——要看历史,也要看未来的发展,一切都在加速。
你谈到的现象,不能简单看成企业到中国香港上市,它是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甚至整个人类发展历程变化中的一个缩影。针对这个问题应该往后退一步,看到全局,看到整个人类面临什么时刻、资本面临什么时刻。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自己是很感恩的。
新京报:中国香港的“连接器”身份是否也需要重新定义?
李小加:AI几乎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机会和挑战。经过全球化二十几年发展,很多过往秩序有了很大变化。这时,像中国香港这样的市场就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两边对它都有深度的信任。
以前说它是“超级连接器”,我想远远不止。它更像长江入东海时淡水和咸水交汇的三角洲,中国香港恰好在这个地方。它既能够让祖国在发展中有一片新的天地,又能够让西方在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时,可以做一些事。所以,当下,中国香港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历史上任何时刻。
新京报:你当年推动改革,同股不同权、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实现上市。如今,面对AI、具身智能这类硬科技企业,港股和科创板都在尝试打开通道,资本市场最需要啃下的硬骨头和当年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小加:我在港交所时,解决的更多是物理层面的卡点,好比修建都江堰,核心是打通资本市场的规则、流程与系统,理顺资金的流通通道。互联互通落地后,这类硬性壁垒基本已经打通。
现在要面对的是对整个市场“气候”的判断。资本市场如同水流,源头是上层的宏观环境。本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是气候级的变革,不再靠零星、修补式的改革就能应对。我们需要看懂AI这一新物种会解决什么、催生哪些新风险,理解它在不同价值体系下带来的影响,再去思考境外资本、内地资本,以及在中国香港交汇的资金该如何应对。不同视角之下,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新叙事。
新京报:当年改革解决的是对人力资产的认定,今天是不是要走向对技术资产的认定?
李小加:回溯所有技术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工业革命解放了劳动者,电力革命解决了能源的存储和输送,计算机革命开始解放人的智力,互联网革命解放了销售者,移动互联网革命解放了消费者。到了AI革命,解放的是老板,但这个老板不是传统意义上大公司的老板,而是创业企业的老板、一人公司的老板,也可以是一个普通打工仔。
我说的老板是指人本身。第一次,一个很普通的打工仔在AI世界里突然变成老板了,这意味着,他必须有老板的心态、眼光,用老板的智慧去做事,并指挥一批AI帮做。所以,它最终解放的是人的领导力。
谈应用
AI泡沫破裂没人知道,资本市场将从百货大楼时代迈入电商时代
新京报:过去一年,AI行业的关注点从模型能力的竞争,逐渐转向智能体能做什么、企业能不能真正用起来。市场也一直在争论AI泡沫什么时候破,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李小加:AI有没有泡沫?肯定有。什么时候破?没人知道。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你在这轮泡沫里将来会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最重要的是,哪些不是泡沫,变成实实在在的公司和收益,哪些是泡沫,热闹完就什么也没有了。
资本往往行动最快、最敏感,但也存在羊群效应。当大家对社会变革和技术变革到底会带来什么还看不清楚的时候,钱就会集中在金字塔最顶尖、往前冲的那些钻头上。可是从电力革命到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移动互联网革命、社交媒体革命等,事前大众看到的赢家并不一定笑到最后。所以,泡沫肯定有,但这个泡沫并不一定是“空”的,它里面有很多“实”的东西,也留有巨大空间。
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大概只有两成真正存活下来并成为赢家,七八成都淘汰了。这次至少四成会变成真正的赢家,六成可能被历史遗忘。资本要慢慢弄明白的是,AI到底怎么进入我们的服务世界、物理世界和机械世界。如今,这些还是问号的时候,钱还是集中在顶部和头部。
新京报:你当年为港交所的11年总结过八个字:连水、换鱼、跨界、改制。今年又提出“股票通了,债券通了,合同也该通了”。具体要做什么,AI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李小加:首先要厘清一件事,在全球资本市场,大家买公司股票赚到的钱,表面看来自企业,本质上并不是。绝大多数成功企业分红很少,你的收益主要来自二级市场愿意出更高价格接盘的买家,这就是价格发现。即便是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最终也需要长期接盘的人,只是他相信市场终将认可企业积累的内在价值,而不是短期炒作。
我希望打造一套补充的投资模式,投资回报直接来自被投企业的现金流。判断对了,收益自然兑现;判断失误就自行承担损失,不需要说服另一个人高价接下我的资产。
这件事如今才有落地可能。过去两百年,华尔街把整个生意打包成公司,再把未来收益权做成股票,也就是企业证券化。这套模式人力成本极高,只能逐家尽调,门槛居高不下。而当每份合同、每日现金流都能高频更新、披露与回测,再用AI做大规模演算,我们就能把证券化从整家公司下沉到单份合同,做成份额化标的。没有AI,这件事是空想,有了AI,它才从一个理想第一次有可能变成现实。
五到十年之内,资本市场会像零售业一样,从百货大楼时代迈入电商时代,AI会大幅缩短这个进程。新模式不会颠覆现有交易所,只会成为重要补充。我不成功,别人也一定会做成,这是历史必然,三五年内这里将形成全球金融新蓝海。
谈监管
AI进入金融业务须戴“紧箍”,人必须负责
新京报:监管越来越重视对AI的权限、安全和审计管理。对金融业务来说,AI能执行任务,并不意味着它能承担最终责任,边界在哪?
李小加:人必须负责,这一条不会变。拿量化来说,在西方以机构为主的市场里,谁先用,谁可能就快一点、好一点,等到大家都用AI做量化,这件事又拉平了。量化能替代的只是极短时间的交易结果:让它告诉你下一个小时怎么交易,大概率比人准;说明天,就开始冒风险了;说一个星期以后,一定是人比它强。它只是高频交易里的一个工具。真正到了大家都用的时候,监管最担心的是系统性风险——大家一起跑、一起来的时候怎么办。
内地市场不一样,投资者结构里散户很多,而散户的行为和情绪是可以预测的,靠机器去猜散户,对短期交易者是一种降维打击,所以监管会更严格,重点关注它会不会误导、负面引导投资者。AI又把量化交易平权化了,这也是一个新的变量。
新京报:科创板将具身智能纳入第五套上市标准,为尚未盈利的机器人企业打开上市通道,但审核尺度收紧、重点核查市场化收入消息不断。技术高度不确定的赛道,资本市场的“护栏”该怎么设计?怎么既让创新获得融资空间,又让投资者充分理解风险?
李小加:这既是监管者的责任,也是监管者的困境。投资者赚了钱,都觉得是自己判断对、自己是巴菲特;亏了钱,在一个严监管的市场里,就会觉得是不是有坏人欺负我。这种心态对监管者是很大的挑战。可是反过来说,如果管得太严,把未来都说得清清楚楚,也很难有资本愿意去追求,资本恰恰是在大家对未来认知不确定、没有可见度的时候才可能给出高价格,想象力本身是定价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这个市场独特的结构性特点,投资者以散户为主,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放手让投资者自己保护自己,也不能严到让该发展的企业拿不到钱。谁都希望既要、又要、还要。监管者天天想的就是散户的事,要在抓坏人的同时,平衡不同时空里双方的利益,需要巨大的智慧和耐心。全世界的监管者中,没有比中国的监管者日子更难过、任务更重、责任更大的了。社会要给监管者足够的空间和理解,一定要有同理心。
新京报:你说过“让世界的钱找到中国的货,让中国的钱找到世界的货”。从港交所的改革者到创业者,几十年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搭建管道,让钱和资产更好地匹配。今年新京报社庆的主题是“蜕变”,站在你的视角,AI会如何重塑中国资本市场生态?
李小加:第一,它会让被投标的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长期是金融、地产、制造业,今后会大幅向新质生产力转移,而AI本身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新质生产力。
第二,它会深度考验投资者,看到AI市场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无限想象的题材”,这对一部分“炒作”市场的人来说是最理想的;另一个是这里确实有真正的机会,但那个钱不是交易出来的,是底层那些极其优秀的公司长出来的。你不懂的事情不要去凑热闹,想清楚、找到好公司,就要为自己的决策买单、坚持跟下去;错了没办法,对了可以赚大钱。只要想追求每天的赢家,你一定是每天的输家。
第三是对监管者的深度考验,在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下,怎么既让资本市场真正支持新质生产力,又让大家享受到发展出来的红利,而不至于在几乎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波动里成为牺牲者。这三件事合起来,就是这个生态要被重塑的地方。
新京报:对站在AI时代门口的年轻人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李小加:我们这代人是最幸运的一代,30年前赶上了祖国的崛起和改革开放。我一直在想,未来30年还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大潮,今天有了而且年轻人赶上的大潮初始,这又是一次历史性机会。
这次机会和以往都不一样。过去年轻人入行,经历、经验、年头都是不可逾越的关口——我比你多干五年,在公司里就会有更高的职位,经历本身就是巨大的价值。今天要看两个“数”相乘:第一个“数”是你的存量,也就是能力、经历和经验;第二个“数”是乘数,AI会把你的能力、智力、带宽都放大,能放大多少倍就是那个乘数。过去三十年,九成情况下是第一个数重要,如今,乘数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存量。
所以,年轻人想在AI时代成功,不要总盯着前面那个数,它要靠物理时间和经验一点点积累,要把焦点放在乘数上。乘数大于别人,前面那个数小一点都没问题,而且这是靠你自己努力就可以实现的,不需要等年限。入职第一年的员工,完全可能和干了十年的人在同一个水平上贡献价值。
同题问答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几年自己的变化,为什么会选这个词?
李小加:幸运。
我们这代人三十年前年轻的时候,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大潮。我的职业生涯在这三十年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满足,这是第一份幸运。从港交所退休后,我想完成人生中最后一件事:自己创业,做一件难但正确的大事。这五年走得很艰难,两年前甚至觉得可能走不出来了。我们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但也深深明白了,这件事实在太碎,光靠数字化做不成。
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AI来了,柳暗花明。它一定能做成,不一定在我手上做成,但我们踩过的坑、走过的路,对后来的人都有借鉴。
新京报:有没有什么事,是你此前深信不疑,现在却彻底改变了看法的?
李小加:以前我相信“世界是平的”:在全球化下,只要大家共同发展、一起变富,这个趋势就会一直持续,大家会越来越好。
现在我明白,这只是上行周期里的一种幻觉。潮水一转向,“世界是平的”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了。
新京报:这两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是学会了什么,还是放下了什么?
李小加:都有。我真正理解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学会的是,正确的事情必须坚持,不能轻易放弃。放下的是,急于求成的心态。很多事情要成,都要等天时、地利、人和。
新京报:有人说,人最难的是改变;也有人说,人最难的是在变化中保持不变。你觉得哪个更难?
李小加:在变化中保持不变更难。
世界多变,这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能做的,是在多变的世界里、在各种可能性之中,守住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信念: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永不放弃。最大的挑战在于,外面变化这么大的时候,是否能守得住这份信念,不轻易放弃。
新京报:如果人生还有下一次蜕变,你希望是在哪个方面?
李小加:我现在正处在人生最大的一次蜕变之中。这次蜕变充满希望,也充满变数。在它完成之前,我还顾不上去想下一次。
(来源:新京报 编辑:张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