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开放到产业链协同,从技术创新到绿色转型,八国驻华大使解读亚太合作新空间。
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深圳报道
全球经济的版图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裂痕加深,供应链在不确定性中重新寻找方向。一贯被视为全球化引擎的亚太地区,也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各经济体既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竞争与分歧中维系合作,在产业重组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但亚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并未因此松动。相反,从贸易往来到产业链协作,从能源转型到数字技术,区域经济的相互依存仍在不断加深。对一个拥有21个成员、约30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六成以上的合作机制而言,如何把这种相互依存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成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无法回避的议题。
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围绕区域贸易、产业链重构、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等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先后专访了印度尼西亚、韩国、新西兰、秘鲁、新加坡、泰国、越南和俄罗斯等八个经济体的驻华大使。来自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的观察,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判断:面对全球经济碎片化,亚太合作不仅没有失去意义,反而比以往更加重要。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中国外贸总值的60.3%。其中,高技术产品进出口6.66万亿元,同比增长50.3%。这些数字背后,是区域贸易联系的韧性,也是亚太经济体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寻求合作的现实基础。
贸易体系承压,开放仍是亚太经济体的共同利益
在全球贸易环境趋于复杂的背景下,开放仍然是亚太经济体最重要的共同利益之一。对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体而言,贸易规则的稳定性、市场准入的可预期性,以及区域合作机制持续运转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
新西兰驻华大使乔文博表示,中国是新西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新贸易额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均每天约有1亿新西兰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对于新西兰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体而言,稳定、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至关重要。
乔文博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为两国企业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新自贸协定及其升级议定书的实施,进一步拓展了双方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空间。面对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亚太经济体需要继续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避免不确定性对区域经贸往来造成更大冲击。
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则将关注点放在区域规则和制度衔接上。在他看来,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各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各方通过规则协调和标准互认降低贸易成本。贸易便利化、供应链数字化以及跨境数据流动等议题,都有望成为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泰国驻华大使韩灿才也强调了开放的重要性。他认为,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措施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影响区域经济活力。亚太经济体应当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开放中释放市场潜力,同时通过创新和合作应对新的经济挑战。
秘鲁驻华大使巴斯克斯则从区域贸易架构的角度阐释了APEC的价值。他认为,亚太地区需要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相关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不同经济体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政策目标上存在差异,但通过持续对话,各方仍有机会在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寻找共同利益。
俄罗斯驻华大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将APEC合作放在更广泛的国际格局中观察。他表示,俄罗斯战略重心向东方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亚太经济体在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已接近一半。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
莫尔古洛夫指出,俄罗斯高度重视APEC,将其视为参与亚太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的渠道之一。俄罗斯已正式申请于2035年担任APEC东道主。
对于今年中国提出的“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莫尔古洛夫表示俄方予以支持。他认为,APEC可以在数字化、人工智能应用规则、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并支持围绕FTAAP继续开展实质性对话。
在全球多边合作面临挑战的背景下,APEC的机制特点也受到多位大使关注。与具有约束性规则的贸易协定不同,APEC强调自愿参与、协商一致和灵活合作。这种机制虽然难以在短期内推动所有成员达成统一立场,却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政策取向的经济体保留了沟通空间。
莫尔古洛夫认为,APEC坚持协商一致和自愿参与原则,有助于各经济体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找共同点。对于亚太地区而言,维持对话渠道本身就是一种重要价值。
从贸易互补到产业链重构,合作进入更深层次
如果说开放贸易是亚太合作的基础,那么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深度协同,则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关系演进的新方向。
过去数十年,亚太地区形成了高度分工的生产网络。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全球供应链调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从单纯的商品贸易和生产环节分工,逐渐延伸至技术研发、资本投入、人才培养和市场拓展。
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指出,中韩产业合作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过去,两国产业合作更多体现为上下游垂直分工,韩国企业向中国提供零部件、设备和技术,中国企业则依托制造能力和市场规模发展相关产业。如今,随着中国企业技术水平和产业能力不断提升,双方合作逐渐从垂直分工转向更加复杂的水平合作。
这意味着,两国企业既可能在一些领域形成新的合作,也会在部分产业面临竞争。卢载宪认为,半导体、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疗、银发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仍然存在值得挖掘的合作空间。如何在竞争中寻找互补性,将影响未来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
中俄经贸合作同样呈现出从传统领域向多元产业拓展的趋势。莫尔古洛夫介绍,据俄方统计,今年前10个月中俄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2425亿美元,同比增长32.15%,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
能源仍然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柱,但双方合作的范围正在扩大。莫尔古洛夫表示,两国在天然气化工、核电、可再生能源、冶金、汽车、化工、电子商务和农业等领域均有合作潜力,航天、航空制造、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也有望成为新的增长点。
在他看来,中俄合作并非局限于传统能源和大宗商品贸易,而是正在向更广泛的产业领域延伸。随着双方企业联系不断加强,合作有望进一步覆盖技术、投资和产业配套等环节。
印度尼西亚则是中国企业参与东南亚产业链建设的一个重要案例。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表示,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不断扩大,双方合作已从传统贸易延伸至工业化和产业链建设。
印尼拥有丰富的镍资源,近年来持续推动矿产资源下游化,希望通过吸引投资发展冶炼、加工和新能源相关产业。中国企业在镍加工、电池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参与,为印尼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周浩黎介绍,2025年中国对印尼投资规模接近200亿美元。
与此同时,印尼希望将合作进一步拓展至人工智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人力资本建设等领域。对印尼而言,吸引外资不仅是为了扩大产能,更重要的是推动技术转移、提高本地产业能力,并为本国经济创造更多长期价值。
秘鲁的关注点则在于如何摆脱单纯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发展模式。巴斯克斯表示,秘鲁希望借助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合作,提升本国资源加工能力,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经济特区等政策工具有望吸引更多制造业投资,未来也可以探索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的合作机会。
基础设施改善正在为这种产业转型创造条件。秘鲁钱凯港投入运营后,不仅缩短了秘鲁与亚洲市场之间的运输时间,也将释放其作为区域物流枢纽的潜力。相关数据显示,钱凯港2025年集装箱吞吐量约50万标准箱,其中约52%的货源来自秘鲁周边国家。这意味着,港口的辐射范围并不局限于秘鲁本土,也可能为南美其他经济体提供连接亚洲市场的新通道。
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则强调,吸引外资的重点正在从投资规模转向投资质量。越南希望吸引能够带来技术、管理经验和本地产业配套的投资项目,推动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范清平表示,越南关注半导体、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和智慧物流等领域,希望通过吸引高质量投资,提升本地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除了生产制造,越南也希望在研发、人才培训和技术转移方面取得更多进展。
这一变化折射出东南亚国家对外资的诉求正在升级。过去,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是吸引制造业投资的重要因素;如今,产业配套、技术水平和本地人才供给,越来越成为决定投资质量的关键。
从印尼的镍资源加工,到越南的高技术产业布局,再到秘鲁借助港口建设拓展区域物流网络,不同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并不相同,但都在尝试将国际投资转化为本国产业升级的动力。
这也意味着,亚太产业合作正在进入新的阶段。企业在布局时不再只是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地点,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市场、技术、资源、物流和政策环境。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也从传统的贸易互补逐渐转向更加复杂的产业链协同。
从深圳到越南,区域合作需要持续的议程与行动
今年,APEC会议在深圳举行。这座以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见长的城市,某种程度上也为观察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窗口。
中国将今年APEC会议主题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将“开放、创新、合作”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从贸易投资到数字经济,从产业升级到绿色转型,这些议题既回应了亚太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也与深圳的产业发展特点形成呼应。
对于深圳的变化,莫尔古洛夫有着跨越数十年的观察。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访问深圳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与当时相比,如今的深圳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数字化、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尔古洛夫表示,俄罗斯欢迎广东企业赴俄投资,尤其看好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潜力。深圳的产业生态和创新能力,为中俄企业探索新的合作方向提供了机会。
深圳的发展也让外界看到,区域合作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贸易。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和企业间的协作,正在成为经济体之间建立联系的新纽带。对于亚太地区而言,如何让创新成果在区域内更顺畅地流动,如何通过投资和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将是未来合作的重要议题。
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认为,推动区域合作不能只依靠政府间的政策协调,也需要企业和市场主体发挥更大作用。私营部门对市场变化更加敏感,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够帮助各经济体发现新的商业机会。与此同时,区域经济体还需要继续推进标准衔接、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数字化,为企业跨境经营创造更好的环境。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也为亚太合作带来新的议题。技术应用速度不断加快,相关规则和治理框架仍在形成过程中。如何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加强沟通协调,避免规则差异给企业跨境经营带来额外成本,将成为APEC可以继续讨论的方向。
对于越南而言,今年的深圳会议还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越南将于2027年接任APEC东道主。范清平表示,越南希望在今年会议的基础上延续区域合作议程,推动各成员围绕共同关切保持沟通,并进一步加强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
在他看来,APEC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达成的共识,更体现在会议之外持续推进的合作。区域经济体需要通过常态化交流和务实项目,将共同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
这也是APEC机制面临的一项现实考验。全球经济环境越复杂,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异就越容易显现;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数字化和供应链稳定等问题,也很难由单一经济体独立解决。对亚太经济体而言,维持沟通、扩大合作,仍然是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方式。
从贸易开放到产业链协同,从资源开发到技术创新,八位驻华大使的观察呈现出亚太合作的不同侧面。各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政策重点各不相同,对区域合作的期待也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全球经济碎片化加深的背景下,它们都需要一个能够持续对话、协调政策、寻找共同利益的平台。
APEC未必能够消除所有分歧,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但它所提供的协商机制和合作空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的亚太地区而言,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消除所有竞争,而是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的边界,在变化中维系区域联系,并将共同利益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
(作者:郑青亭 编辑:和佳,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