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WWF全球能源总监库珀:中国清洁能源出海需加强本地化合作

21低碳卢陶然,肖文旸 2026-11-20 23:00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 李德尚玉 肖文旸 土耳其安塔利亚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进入第二周的谈判阶段。COP31主席国土耳其提出了到2035年将全球电气化水平提高至35%的目标(35 by 35)。

近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能源总监迪恩·库珀(Dean Cooper)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库珀表示,全球能源转型正从摆脱化石燃料进一步转向加快电气化。中国在太阳能、风电、电动汽车等领域拥有较强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但要帮助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能源转型,仅靠技术和产品出口还不够,还需要与当地市场合作,解决融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标准等问题。

“‘35 by 35’这一目标具有挑战性,但电气化是推动能源转型的重要路径。”库珀表示,中国应在发挥清洁能源产业优势的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根据当地市场条件调整技术和商业模式,让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真正具备可负担性。三年前COP28已经就能源转型作出重要承诺,但当前更重要的是将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全球不能等到2050年才加快能源转型,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中国清洁能源出海走向本地化合作

《21世纪》:你认为中国的技术出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电气化?

库珀:到2035年把电力在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高到35%的目标并不轻松,目前全球的这一占比约为23%。各国电气化水平差异很大,一些国家已经超过35%,也有一些国家仍远远落后,非洲国家尤其需要关注。因此,各国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推动这一目标实现。

我们希望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未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立即逐步摆脱化石燃料,并加快电气化进程,中国显然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我认为,需要把电气化与经济效益联系起来。现在人们不仅关心气候变化会造成多大影响,也越来越关注能源转型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哪种方案更经济。

从新增能源供给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成本最低的能源选择。如果考虑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现有化石能源,还要考虑已有化石能源设施的投资成本,这与建设新项目有所不同。但从更广角度看,还必须把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纳入考量,全球约55%的GDP依赖自然。

因此,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只是保护环境的问题,也是经济选择。中国对这一趋势有很好的认识,并且已经在能源转型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未来,我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了解不同国家的市场条件,根据当地需求调整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一个关键问题是经济可承受性。例如,向非洲、亚洲、拉美乃至欧洲市场推广电动汽车,产品价格和融资渠道都是决定市场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需要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了解市场,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融资机制,才能让技术出口真正落地。

《21世纪》:中国是全球电动汽车的重要出口国。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对进口国能源转型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库珀:讨论中国电动汽车出口,不能只看产品价格,还必须考虑就业、产业发展以及不同国家汽车制造业之间的竞争。要实现各方受益,更有效的方式是加强合作,了解不同技术和产品在当地市场的适用性。

这不仅涉及乘用车,还包括重型货运车辆、工业运输、航运等领域,推动这些交通领域电气化,同样需要技术创新和投资。

与此同时,出口电动汽车并不意味着能源转型就能自动实现。进口国必须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充电设施、电网和配套系统,确保车辆能够以高效、便捷且消费者可以负担的成本充电。

中国在快速充电、智能充电等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技术必须适应当地实际情况。例如,如果消费者无法在家中安装充电设施,就需要建设更多公共充电设施,并随着电动汽车数量增加同步扩容。因此,中国企业在出口汽车的同时,还应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建设配套基础设施。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技术标准。不同国家的电动汽车及充电系统可能采用不同标准。我们希望尽早建立统一、兼容的标准,尤其是在电池和充电设施方面,让不同国家生产的汽车都能够使用相同的充电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

此外,还需要加强消费者教育,让消费者了解电动汽车的优势和充电方式。因此,中国出口的不应仅仅是电动汽车,还可以包括与之配套的储能能力和能源解决方案。各国需要通过合作,根据当地情况选择合适的技术。

破解融资与基础设施瓶颈

《21世纪》: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特别是在电动汽车及相关产业投资,能够如何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电气化融资难题?

库珀:融资模式是决定电气化市场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不能只关注发电端,还需要同步建设电网、储能和输配电设施。电气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中国已经在电网基础设施和储能能力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在太阳能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推动太阳能电池板成本下降,使其逐渐成为普通消费者能够负担的产品。这些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电动汽车也是如此。需要让消费者了解其长期经济收益,并通过合适的融资安排降低前期购置门槛。

中国企业在技术和成本方面积累了经验,但要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海外市场的实际需求,还需要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努力,建立适应当地市场的金融和商业模式。

《21世纪》:中国风电、光伏等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从公正转型和气候融资的角度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优势如何与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相结合?

库珀:融资不能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割裂开来。现在,我们已经拥有太阳能、风电、电动汽车等技术,也具备生产相关设备和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融资,以及投资之后如何形成合理、可持续的收益。

对于投资者来说,关键不仅是能否获得前期资本,还包括投资完成后能否形成稳定的收入。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当地市场,并根据当地的承受能力调整融资模式。

能源转型项目通常需要较高的前期资本投入,投资回收周期也可能比较长。例如,电动汽车前期成本较高,但消费者可以通过长期节省燃油费用逐步收回成本,融资机构也可以通过租赁等方式设计还款安排。

此外,要让投资者愿意进入这些市场,还需要当地具备稳定、可信的监管制度、技术标准和政策框架。政府决策者、企业、金融机构、投资者和消费者都需要参与其中,明确各自的需求和责任。

我们需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但不能以合作为由拖延行动。气候变化已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过去一年发生的各种灾害也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其影响。

全球能源转型加快电气化

《21世纪》:你参加过多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你参与气候谈判的经历来看,能源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能源转型如此重要?

库珀:我参加过多届COP,但真正参与气候谈判是在加入WWF之后。五年前,我参加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

此前,全球已经围绕气候变化讨论了26年,但直到COP26,能源才首次出现在最终协议中。能源相关排放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75%,二氧化碳排放的90%来自能源领域。

能源转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是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因。中东地区的危机也让能源安全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可再生能源能够帮助各国建立更加自主的能源供应体系,降低对外部能源供应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是未来成本最低的能源选择。虽然建设太阳能电站和风电设施需要前期资本投入,但与继续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气候治理成本相比,前者具有长期经济优势。这些成本还包括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损失、医疗支出以及生产力下降等。从经济角度看,转向可再生能源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

《21世纪》:你认为今年COP31在能源领域最值得关注的进展是什么?从此前提出的摆脱化石燃料承诺,到本届大会提出的电气化目标,全球能源转型还需要取得哪些实质性进展?

库珀: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一是摆脱化石燃料,二是加快电气化。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实现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基础。

三年前,各方已经就逐步摆脱化石燃料作出承诺。但作出承诺相对容易,真正落实并不简单。现在已经有了推动转型的路线图,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路线图真正转化为行动,不能继续等待更多指导意见。

政府需要为企业采取行动创造条件,也需要通过政策和激励机制,引导消费者和能源使用者作出改变。最终,推动能源转型的不仅是企业和工业部门,也包括每一个能源消费者。我们希望各国谈判代表能够更多从全球共同利益出发,支持电气化进程。

当然,对一些经济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国家而言,脱碳、能源转型并不容易。电气化除了需要设备投入,还需要建设电网和储能设施。现有电网可能是按照化石燃料发电的稳定供电模式建设的,而可再生能源具有间歇性,需要储能设施提供支持,电网也需要提升输电能力,以适应新的能源供应结构。

这些都意味着前期投资,但我们必须看到长期收益。今天的投入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节省大量成本,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代创造一个适宜居住的地球。

(作者:卢陶然,肖文旸 编辑:陈洁,辛灵)

卢陶然

ESG·首席气候官工作室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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