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摄影记者 陈逸航）2014年1月25日，已进藏二个月的张扬。“我的电影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精神上、人性上的一些东西。我会更强化生命力的东西。”他说。在开拍《冈仁波齐》之前，张扬承接了一部为期十天的公益微电影《大山里的声音》的导演工作。作为出品方，21世纪经济报道和雪佛兰汽车组织的一支小团队前往探访。

张扬与摄影师讨论取景。他说：“你觉得好的都得把它拍下来，用不用再说。每天你能捕捉到两三个好的镜头，就已经很满足了。”为了捕捉最好的光线，摄制组清晨就在山坡上等候。

早上9点的芒康嘎托镇普拉村。“川滇藏这个区域我们走了两圈，从建筑的角度来说，芒康是一个有非常好的藏族传统民居的地方，村落跟山和水的关系非常和谐。”张扬说。《冈仁波齐》11名藏民的朝圣之路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张扬随身带着一部索尼α7微单相机，借以观察可加利用的画面和细节。当地海拔约3900米

“我是一个特别和善的人，是从来不会在现场骂人的导演。”张扬解释了他的工作团队看起来特别和谐的主要原因。“工作是放在第二位的，我们首先是生活。”他说。“我们自己会有艺术追求，但下面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必要说我非要来跟你来吃苦。”

张扬给一位小学生做表演示范。“你首先是观察他们的生活，不能让他们做完全不懂或者不会的事。”他说，10岁左右的孩子是最容易沟通和表演的，13、14岁就比较难了，会害羞，有心理障碍了。

两位穿上传统服装，准备去学校参加“音乐会表演”的藏族小学生。“很多东西看着舒服，就是因为它离生活很近、很自然，让人觉得很舒服。”张扬说。

张扬正在查看监视器上的画面。“我是一个很爱工作的人。一工作起来，别人就说我没心没肺的。比如一两月都不跟他们打电话。”他说。

张扬向小不点（音乐人，山人乐队乐手）学习传统乐器。“我又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特别喜欢享受生活的人。”比如，他之所以把家搬到大理双廊镇，就是因为在那里可以“很自由，很闲散。”

“其实我拍片子不多，玩的时间比较多。”他说。

张扬与摄影师一道爬上一处陡坡取景。“像我们现在在西藏，其实就是一种自由，享受创作的自由、生活的自由。”他说，“理想化的生活方式是：一边工作，一边生活。比如：拍这个电影，就完全把我喜欢的生活方式搁在一起了。”

“你周围没有任何杂事，没有别人来干扰你。每天的想法就是在你要拍电影和镜头。”张扬在西藏的两个月里都没有接过什么电话，“有时，山里手机也收不到信号”。

“前一段选景的时候，晚上就看片子，看好的电影，向别人学习。跟团队聊聊天，聊聊电影，这种状态是特舒服。”图为张扬走过一座小木桥，去向小演员们讲解拍摄意图。

“还是会看重成功。你作为一个导演，你的价值的体现就在于你的作品，用你的作品说话，让你的作品被人认识。”张扬说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我们来说，拍个电影是简单的事，很多故事会找你，各种商业片、类型片。但对我来说意义不大，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

“下边要拍的电影（指《冈仁波齐》）差不多也是讲精神层面的。我一直都是这样观点，即拍电影是探讨人的精神世界，探讨自己困惑的一些东西。”张扬说，在拍《冈仁波齐》（记录式剧情片）时，更多地要尊重当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图为一位长者正绕着寺庙转圈。

“这是一个矛盾。我在想，你是保持它的传统好呢，还是去改变它。”张扬以云南大理为例说“我们希望他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提高，但一旦大学生多了，它的整个生活习惯就发生改变了。”他更多地选择了纪录一种生活方式。图为一位藏族老师正在辅导学生。

张扬手中的香烟。“离不开烟，现场工作，剪片子和写剧本时，没有烟你不知道该干什么。”他说这已经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我爸爸妈妈天天跟我聊就这么一件事，抽烟的事。”他认同身体是工作的本钱，“身体就不行，基本上就不要干电影了。我去年半月板坏了，跟踢球有关，走路一瘸一拐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那时我就在想能不能去西藏拍电影。”

“能多看点书，这可能是对你最大的滋补的东西吧。”1986年，19岁的张扬张扬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学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相比我那帮同学，我看书看得少。”张扬说他主要阅读小说、哲学等文化类的书，以及为了拍摄《冈仁波齐》而阅读了大量跟西藏及其宗教有关的书。

“想做自己喜欢的就比较难，想做市场（迎合市场）比较容易。”对于后者，张扬认为成名很容易。“但票房那东西不是我喜欢的，我越来越远离那个东西了。”图为张扬与剧组摄影师。

“有好多片子可以拍，但对我来说是它（指《冈仁波齐》）特别有意思，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创作的方法和可能性，可能连剧本都没有。”张扬说。“它给你创作空间变得很大，有很多可能性，在一路上发现、寻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