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公报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同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全会提出的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要求，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十四五”期间，将如何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将扩内需定位为“战略基点”释放了怎样的信号？需要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结构？如何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21世纪》：全会认为，中国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如何看全会对于“十四五”时期外部环境的判断？
魏建国：这一判断是非常客观和清醒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当其冲的是，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回头浪，此前各国在全球化上的共识正在弱化，不少国家将产业空心化、贫富悬殊、国内撕裂的结构性问题归咎于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民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大幅抬头，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遭受单边主义的冲击。此次疫情也加剧了上述潮流的抬头。
其次，近年来尤其是疫情以来，部分国家在多个领域持续甩锅中国、抹黑中国，中国在地缘环境上正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再次，作为外部环境的一个关键变量，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无论近期哪个党派上台，对华强硬的基调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充足的准备。
《21世纪》：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您看来，机遇与挑战出现了哪些变化？
魏建国：在过去，中国的定位主要是“世界工厂”，中国需要国际市场，在技术上属于“跟跑”阶段。
而现在，中国不但是“世界工厂”，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已形成一个以四亿中产阶层为支撑的超大规模市场，目前美国市场总量为6.9万亿美元，中国去年消费市场已破4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6.4万亿美元，今年有望破4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未来全球对中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大，中国对全球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
此外，疫情之后，中国的影响力、创造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令世人印象深刻，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在技术上，中国正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也将加快这一进程。未来中国有望在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5G、新材料、医药卫生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带领世界走出衰退。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打造“苹果型”分配结构
《21世纪》：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应当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将“双循环”确定为“十四五”时期的一项原则，对此你怎么看？
魏建国：首先，“双循环”不仅是“十四五”时期，更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认为最起码是20年到30年中国经济总体布局的路线图，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一个方向性纲领。
其次，针对当前的国内外环境，中国需要一个更为稳定、安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而外部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们不能被别人卡着脖子，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而中国注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这绝对不是一味只强调自力更生、排斥开放、闭门造车。
再次，国内大循环与外循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叠加、促进的关系。中国是在对外开放基础上推动的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的增强也将支撑中国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外循环”。
此外，在双循环格局下，“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可能会加速东移，当前，制造业、科技创新、资本、人才等产业或要素都在东移，有些人说未来将迎来一个“东亚时代”，在我看来，未来可能会迎来一个“中国时代”。
《21世纪》：中国将扩大内需定位为“战略基点”，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魏建国：传统意义上，我们将内需视为平行的“三驾马车”之一，而此次公报明确将内需上升为“战略基点”，这显然将内需放到了更为重要的地位，意味着内需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事实上，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消费受到极大抑制，但近期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快速回暖，这成为中国经济明显改善的一个重要动力。
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这更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潜力。中国有4亿中产阶层的消费，更有正在不断释放潜力的体量更为庞大的下沉市场消费；中国不但有生产消费，更有正在不断释放潜力的生活消费。
《21世纪》：中国在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上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扩大内需为何要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魏建国：应当说，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大潜力没有挖掘出来。首先是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稀缺，比如医药、教育、养老、旅游、金融等很多行业高端供给严重不足，服务水平较差；同时，低端、无效供给挤占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因而中国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创新与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内需。
其次，一些国内大循环还存在着体制机制上的堵点，比如各地对于汽车消费设置了很多限购、限行等措施，抑制了汽车消费，而这又抑制了出行、旅游、餐饮等一系列其他消费，消费是相互触发的。这需要加快改革，打破这些体制性束缚。
此外，中国还需要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地区分割，降低内部流通成本，比如，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在14.6%左右，明显高于一般西方国家8%左右的水平，而全国统一大市场仍面临着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壁垒。
再次，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保体系，让民众能够消费、敢于消费。因此全会在2035远景目标中要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很多人建议中国打造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而我建议应该形成一个“苹果型”的收入结构，即“两头凹进去”，这一方面需要控制贫富分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减少低收入人群，让他们变成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正在开展的扶贫攻坚战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剑指更高水平，开放进入攻坚期
《21世纪》：在你看来，“十四五”时期要如何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魏建国：“十四五”时期，中国将掀起一轮以三“更”为特征的新一轮开放，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在范围上，中国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市场的多元化、扩大自贸试验区范围，加快与更多地区与国家商谈自贸区，形成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一带一路”。
近期中国与柬埔寨等签订了自贸协定，多个自贸协定仍在紧锣密鼓地谈判之中，上个月中国又新增了北京、湖南、安徽等新一批自贸区，中国自贸试验区正式扩围为21个，形成“1+3+7+1+6+3”的格局。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存在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特征，而近年来，中国更加注重内陆和中西部开放，逐步形成沿海内陆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在领域上，开放将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农业，形成一二三产业全面开放格局，中国不断缩短负面清单，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推动在文化、教育、旅游、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开放。中国的开放也逐步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国际规则对接拓展。
在层次上，一方面，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打造自贸港等开放新高地。近年来中国开始建设海南自贸港、北京数字自贸区等都是向更高水平开放进军的重要信号；另一方面，中国的开放也更加注重打通最后一公里，落实到基层，增加民众获得感，近年来持续降低关税、扩大免税购物就是基于这一考虑。
《21世纪》：全会要求，“十四五”时期要基本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何理解“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魏建国：应当说，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步伐是在不断加速的：此前，外部压力是打破国内一些改革壁垒与阻力的重要力量，而如今开放不仅是外部的要求，更是中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我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开放的力度将大幅超出预期，未来的开放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开放的速度也将明显加速，这几个“度”将是中国这个巨人滚滚向前的开放步伐的重要标志。
在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中国有望进一步缩短负面清单，制定更为细致的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加大外商投资保护，同时破除一系列制约开放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我有一种预感：“十四五”时期的中国开放一定会遇到更多新的问题，正如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很多是我们从前没遇到过的问题，但不必为此担心，因为这说明中国的开放已经触及攻坚的关键时刻，而此刻的每一次突破都将拓展着这个国家拥抱世界的新的可能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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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旭田 编辑：耿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