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人物｜李波往事：为什么IMF新任副总裁是他？
2020年3月17日，新冠疫情已被控制住，但仍有零星新增病例，此前一天全国新增确诊数是21例。在西部山城重庆，新增病例已清零，但人们依然恐慌，饭店、酒店门庭冷落。
这天中午12点，李波和他的同事随机来到市区一家火锅店，点了重庆火锅的招牌食材毛肚、鸭肠、炸酥肉等菜品，吃了一会儿发现没吃够，又加了一些素菜。“味道非常好，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吃火锅了，今天真的非常解馋。”他一边吃一边夸赞。
重庆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2月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18亿元，同比下降24.7%，增速创历史新低，其中餐饮收入骤降47.4%。李波当时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商务正是他分管的领域，此举意在向市民传递消除恐慌、步入正轨的信心。
“餐饮、零售、住宿等行业都属于商贸领域，涉及到很多中小微企业，解决了商贸领域的复工复产复销问题，就解决了重庆近半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现在全市重点抓十类消费服务业，每个行业都发布了复工复产指南，帮助企业尽早复工复产，促进全市经济稳定运行。”他说。
除了商务，李波还分管金融。因为李波有多年金融系统的工作履历，人们也把这类官员称为“金融副省（市）长”。一年后，李波辞别重庆，重新回到央行，出任央行副行长。今6月29日，他被任命为IMF副总裁，该任命自2021年8月23日起生效。
由此，李波将成为IMF第三位华人副总裁，是历任者中最年轻的一位。2011年7月，央行副行长朱民成为首位IMF华人副总裁，时年59岁。2016年夏天朱民卸任，央行副行长张涛接任，时年52岁。
今年7月，李波刚年满49岁。与朱民、张涛一样，李波也拥有海外留学、工作之经验，具备国际化视野。不同的是，李波在央行系统工作14年，特别是在重要的货币政策二司、货币政策司担任司长，参与并见证了人民国际化、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等多项重大改革。“李波先生在中央银行和法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如是评价。
回国
李波回国的2004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已发生重大变化。此前一年，原银监会成立，专司对银行业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在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看来，全面履行好新形势下的中央银行职责，关键靠人才。
人民银行年报显示，截至2003年末，央行具备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员工2051人，博士研究生132人，二者占全行总人数的比例仅为2%。“研究立行”需要更多高学历、复合型、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注：2019年末该比例达到15.3%）
按照周小川的设计，要多渠道引进人才，扩大选人用人视野。不仅要从央行系统内，也要注意从各金融机构、大学或科研机构引进；不仅要从国内培养的各类人才中选拔，也要从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中选拔。实际上，2001年加入WTO后，中央银行也需要更多熟悉国际金融与外语的人才。
李波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央行的。当时和他一起到央行工作的“海归”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张新、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张涛，二人分别出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研究局副局长。张新目前调任广东省副省长，分管金融、商务方面的工作，也是一位金融副省长；张涛日后相继担任央行副行长、IMF副总裁等职。
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查到，张涛、李波两人在加入央行初期一起合作发表了两篇论文，对中国的城市分布、城市化进行实证研究。当时，中国特大型城市制造业向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转移，同时大城市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人们十分关注城市化的路径。
对中国1999年至2004年64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他们提出：中国城市化道路不仅要发展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发展思路的调整——着力促进大城市第三产业和中小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促使大城市转变成为服务中心和市场中心、中小城市成为制造业中心。
三人中，李波是最年轻的一位：进入央行工作的2004年6月，张涛、张新年龄分别为40岁、37岁，李波仅仅32岁。
李波还是“双料博士”。熟悉美国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在美国的常春藤名校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相当不容易，而李波在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同时还拿到了哈佛大学的法律博士学位，其勤奋和意志力可见一斑。日后在某次高校讲座中，李波讲述了美国的七年求学经历，告诫同学们要学会积极的学习方式、多思考多提问。
博士毕业在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工作5年后，李波到央行工作，出任央行条法司副司长。条法司主要负责起草金融法律法规草案，负责央行金融法律事务、法制宣传工作等。
一年后，他在《中国金融》上发表了《银行存贷利差与金融生态》一文，这是他回国之后发表的首篇署名文章。文章研究了1988—1995年部分国家和地区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其中转型国家的为6.4％，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2.7％，而中国的这一指标仅为2.1％。
李波认为，银行存贷利差过低导致了中国形成大量不良贷款，结果是国家买单不可避免，他建议应该适当提高存贷利差，这样才能保证中国银行业提足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减少不良贷款积累，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系统性风险。
在条法司任职期间，李波参与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工作，并参与了《反洗钱法》、《征信管理条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或修改工作。
“李波兼具中国金融界的高层官员及金融学者的双重身份，对中国金融环境的现状有着深刻而全面的把握，而且又深谙中外金融制度，因此他对我国金融问题的理解既有说服力又具权威性。”一些法律界人士评论称。
上述法律法规中，《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于2009年7月发布。一般而言，国际贸易一般用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结算，因此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是个巨大的飞跃，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出台这个办法的背景简单讲就两句话，一个是有需求：金融危机后，美元欧元汇率波动比较大，国内及周边国家一些企业都希望用人民币进行做贸易；另一个是有基础：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已经十几年了，边贸中人民币结算也有一定的经验。”李波在中国政府网解答网友提问时表示。
（2009年8月，担任条法司司长的李波参观中国政府网）
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家陆续和中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李波回忆道：“当时金融市场不太稳定，韩国跟美联储签了美元货币互换协议，但还担心不够，又来找我们，说能不能跟我们签一个互换。我们说我们可以跟你签互换，但是只能签人民币互换，韩国人同意了。”
韩国由此成为第一个和中国签货币互换的国家，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至2019年末，中国与39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3.7 万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也被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
货币
就在2009年8月，李波的职务再度发生变动，刚满37岁的他出任货币政策二司首任司长。按照机构改革方案，央行要设立一个主管汇率政策的职能部门。这一部门名称最初拟定为“汇率司”，最后确定为“货币政策二司”，其职责包括拟订人民币汇率政策并组织实施等。
早在2005年7月21日，中国央行就宣布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前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一直处于恒定的状态。
当时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称，由于美元兑其他汇率持续走软，因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已回落到2002年的水平。在此背景下，业界普遍寄望货政二司能够着手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中国央行于2010年6月19日宣布，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改革后，人民币打破平静，当年升值3%左右。
“自2005年7月开始人民币汇改以来，逐渐趋向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已经建立。现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减弱，一年升值预期3%左右，是可以承受的，同时这种温和的升值也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去。”李波在2011年3月表示。
资本仍在持续流入，人民银行不得不从市场购入外汇：一方面央行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央行向市场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相应地，中国央行通过发行央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大型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创下峰值（21.5%）。
2011年6月，李波和货政二司的同事伍戈（伍戈现已“下海”，出任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发表《如何应对资本流入》一文。文章指出，未来中国仍将面临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的压力，被动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并辅之以对冲手段等措施不可能无限制使用，这些只是转型期的临时应对措施。
李波他们建议，除了采用各种短期的“组合拳”外，应积极采取更多结构性改革措施来应对未来挑战，比如扩大内需、降低储蓄、扩大进口、提高汇率灵活性。
央行数据显示，本世纪初外汇储备余额不到2000亿美元，但2011年增至3.2万亿美元，并在2015年前后达到峰值（4万亿美元），此后有所回落。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对外贸易趋向平衡，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有所回落。
李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调任货币政策司，于2015年3月出任该司司长。与货政二司专注于汇率政策不同，货币政策司主要负责国内货币政策的执行。实际上，外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作用，重点负责汇率政策和人民币国际化事宜的李波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可谓是“恰逢其时”。
与前一阶段应对资本流出的压力不同，新形势下的工作主要应对资本流出，基础货币供应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由于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当外汇占款下降后，中国央行前瞻性地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弥补了汇占款下降引起的流动性不足。
这些货币政策工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比如PSL通过国开行支持棚改领域，获得MLF的机构需加大对小微、“三农”的投入。传统上，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前述结构性政策能否有效引起市场争议。
李波没有回避这些争论，他在2015年发表的《论“结构性”货币政策》一文中表示，从国际上看，“结构性”货币政策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看，总量型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资源向部分扭曲部门（房地产、融资平台）集中，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但他也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根本上还是依靠体制机制改革。
从近年中国央行的实践看，结构性货币政策仍在推陈出新。去年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今年即将推出的碳减排政策支持工具都是结构性货币政策。
在货币司司长任上，他还见证了狭义利率市场化的完成。人民银行于2015年10月23日宣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年期以下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再设置浮动上限，我国利率管制基本放开。
这一改革与当年的8·11汇改提升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李波通过实证研究发现，2015年以后货币政策对债券市场的传导效率为0.95，接近理想状态；而对贷款市场的传导效率仅为0.58。
“贷款市场传导效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其中一个原因是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没有充分打通，两个市场的分割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要依靠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来相互打通，这就是资产证券化市场。”李波称。
挑战
由于肩负宏观调控的重任，货币政策司是央行最重要的司局。从过往看，其司长一般都会升任央行行领导。比如李波的前任张晓慧升任央行行长助理，现已退休，后受聘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此前一任为易纲，他从货政司司长升任央行行助，现任央行行长。
李波则在2018年8月调任中国侨联副主席，这颇让市场意外。究其原因，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央行不再设央行行助一职。行长助理行政级别不属于副部级，但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中管干部，可视为司局长和副行长之间的过渡职位。
该职位取消后，央行核心司局领导相继赴其他机构任职，比如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出任建行副行长、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出任工行副行长、办公厅主任周学东出任国开行副行长，但他们仍在金融系统任职。因此，李波的侨联副主席任命颇让市场感到意外，不过短暂过渡后，他于2019年9月26日被任命为重庆市副市长。
到地方任职后，像李波这样拥有丰富金融从业经历的官员被称为“金融副省长”。人们也在关注，这些金融技术性官员将如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服从中央统一部署，推进金融风险攻坚战和金融改革。
实际上，在正式任命为副市长之前的9月17日、19日，李波即以“重庆市政府党组成员”的头衔赴央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重庆证监局调研。他表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机遇难得，并对绿色金融发展、金融对外开放、城镇化融资等工作提出要求。
在重庆，他开始接触比金融业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除分管金融事务外，他还分管商务、外经外贸、外事等事务。他本人也在尝试新业态新模式。2020年5月，他和重庆四区县党政一把手连麦直播带货，推销当地的农副产品。在副省级干部中，这显得很特别。
在重庆工作两年多后，他重回央行，于今年3月出任央行副行长。6月29日，他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该任命将于2021年8月23日起生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成立于1945年，主要职责是协调国际间货币问题，提高和稳定成员国的经济发展。IMF是一个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每个IMF成员国在加入IMF时都会得到一个份额。份额类似于一家金融机构的股本金，决定了成员国向IMF出资的最高限额、投票权、从IMF获得贷款的限额。
份额比例的确定大致基于成员国在世界经贸体系中的相对体量和影响力。第14次份额总检查（2015年）后，中国份额从3.994%大幅上升至6.390%，排名超越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额国。
但第15次份额总检查（2019年）结束时，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没有取得进展。人们关注到，份额改革需要85%以上的通过率，而美国在IMF的投票权为16.74%。由于美国一直不通过该方案，IMF改革就一直无法进行。
易纲当时表示：“未能调整份额比重削弱了IMF的代表性、治理能力与合法性。我们期待IMF对未来份额比重调整作出具有清晰时间表和路线图的承诺。”同年IMF宣布，第16次份额总检查于2020年开始，不晚于2023年12月15日结束。未来进一步提升中国在IMF中的份额，或将成为李波的重要使命。
新冠疫情冲击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翻倍至8万亿美元。美联储货币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益，美元波动性加剧，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呼声越来越高，这可能也是李波面临的挑战之一。
李波对这一问题的思辨可管窥一斑。早在2012年，他就发表《“特里芬悖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文探讨该问题。所谓“特里芬悖论”，指美元作为全球的通用货币需要保持币值稳定。而作为世界货币的前提是，各国都有美元可用，这就需要美元大量外流保证供应，但这样美元币值就不稳定。简言之，美元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美元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
李波在文中指出，货币具有无法同时满足价值稳定和供给充足要求的固有矛盾，因此“特里芬悖论”并不存在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只存在一系列不断完善的权宜方案，“特里芬悖论”的破解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
此外，李波在IMF还将处理更加多元的国际事务。以他的前任张涛为例，张涛主要负责约90个国家及地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业务，与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以及金融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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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锦 编辑：周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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