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经济观察｜“恢复性”复苏缘何不及预期 新一轮政策加码备受市场关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缴翼飞 北京报道

从5月份经济数据看，国民经济运行继续显示出恢复态势，但经济修复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也有所凸显，企业、居民和政府三大部门对于经济的支撑均在转弱。

近期，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公开表示，目前经济活跃度明显走弱，下行风险上升。虽然由于基数关系，二季度同比增速可能仍较高，但经济回升的基础明显不稳，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相差较远，特别是离“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接下来必须强化政策效应，改善社会预期，稳定市场信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着力恢复和发展需求，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突出矛盾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政策落实不到位是主要原因。”尹艳林指出，目前三大主体收入增长受到实际影响。疫情三年来，旅游、交通和餐饮等服务业受到很大冲击，家庭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害。目前居民收入增长仍偏慢，进而导致居民的消费能力提升放缓，同时企业利润总额也同比下滑，地方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债务问题困扰地方政府，导致很多地方就是想刺激消费，想增加投资，也没有财力资源的支撑。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由于消费复苏依赖线下服务修复及就业市场改善，导致复苏进程较缓慢。当前消费复苏仍有很大疫后修复的成分，且房地产后周期、通讯器材、汽车等大件消费仍然疲软，有更多“预防性储蓄”成分在里面，消费增长的动能还需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和单位为了削减开支，保障现金流，出现了部分公共部门降薪的情况，也会对居民消费形成抑制。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4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21.94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63.1天，同比增加6.4天，远高于历史同期，已经达到了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3月的同期水平。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有一些企业由于地位比较强势，处于核心企业地位，对上游供货企业延迟付款、对下游企业则是要求先付款再交货，通过这种情况核心企业可以提高自身的资金运用效率，但也把融资压力转移到了配套的中小企业身上，对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恢复并不是好事，建议有关部门加紧将提振民营经济的政策落到实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认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从易热难冷转向易冷难热，需求不足是中国过去十年来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前一阶段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大量贷款，创造了大量存款，这些存款流到企业、居民、政府手里，形成了旺盛的购买力。但当该行业走过高峰期后，企业贷款量大幅下降，居民部门和地方融资平台就变成了驱动贷款增长最主要的力量，但这双抓手明显力量不足。

“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充分降息。全国债务人、政府和企业的总债务是330万亿元，如果充分降息，仅债务利息就会降低超过7万亿元。与此同时，利率的下降会带来资产估值的上升，支撑不少于15万亿元股票估值上升。通过此举释放出的20多万亿元贷款如果放给企业、居民和政府，会形成巨大购买力。”张斌说。

房地产市场恢复需较长时间

此前备受期待的房地产市场复苏之路最近再度受阻。在经历一季度短暂的“小阳春”后，房地产市场恢复速度放缓，尽管去年同期基数很低，但今年前5个月的销售、投资等关键指标增速仍出现下降。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房地产市场正在进入二次探底阶段，房地产销售面积对房地产投资有较好的预示作用，按照历史经验，前者一般领先后者4-10个月左右。年初以来，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降幅整体收窄，但4、5月再次放缓，预示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压力仍大，在没有新增稳增长政策的刺激下，全年房地产增速负增长是确定性事件。

“房地产的低迷不仅制约了上下游产业、市场的回升，也使货币流动性失去了向实体经济流动的渠道，而且还加剧了地方债务问题，加大了‘灰犀牛’演变为‘黑天鹅’的风险。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一些地方城投债暴雷，进而带来中小银行坏账增多，难免会引发区域性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尹艳林说。

伍超明指出，房地产业及其上下游关联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在25%~30%之间，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也是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的要义之一。目前亟待出台系列组合政策，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但是，即使如期出台了刺激性政策，在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预期扭转需要时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此轮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时间大概率要长于以往、回升斜率也低于往年，房地产市场恢复需要一个较长时间。

尹艳林表示，此前在“炒房热”时期出台的限制性政策要加快调整，房地产政策要加大松绑力度。让能热的地方先热起来，带动还在观望的市场起来，更好地满足刚需，鼓励普遍存在的“以差换好”的改善性需求尽快释放。“政策要跟着需求走，哪里有潜在需求，哪里就应该放松控制，取消限制，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一批稳经济政策将出台

“千道理万道理，把总需求搞上去才是硬道理。”尹艳林认为，当前外需不确定性较大，要推动经济回升、缓解失业、避免通缩、化解风险，都取决于国内的需求回升。必须强化政策效应，改善社会预期，稳定市场信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着力恢复和发展需求，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过去一段时间，市场对政策支持加码的预期不断升温，普遍认为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是政策支持加码和基调转变的关键时点。鉴于央行已经启动降息，同时青岛等二线城市进一步放松了房地产政策，市场认为部分措施或将在7月底之前就会出台。

市场的猜测也得到印证。6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增强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会议围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做强做优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四个方面，研究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会议强调，具备条件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出台、抓紧实施，同时加强政策措施的储备，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综合效应。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近期发布的《防过冷是新时期宏观经济治理基础性任务：2023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指出，新时期宏观经济治理的基本任务应该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必须逆转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不断下行的趋势。短期内，亟需消费、地产、地方债、民营经济、外资多箭齐发稳经济。在落实结构性和规范性政策的同时，需要在总量性政策上建立“对冲机制”。

鲁政委指出，目前实体经济运行过程中，企业家因看不清未来而产生焦虑，信心有所缺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前内外部环境出现了明显变化，欧美在外需中的占比在下降，出口下行压力仍大，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使得政府需要针对新形势、新技术及时提出明确的且具有统一性的制度安排来为企业保驾护航。

尹艳林还指出，当前需要推出举措坚决阻断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预期负循环。把能够落实的政策切实落实到位，把方向正确但落不了地的政策要尽快实化和细化，把不合时宜的政策尽快调整，把需要加大力度的政策毫不犹豫地实施，不挤牙膏。同时，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稳预期和扩内需的作用，更加体现货币政策的力度，直面市场需求，发挥刺激作用。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认为，应该考虑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大扩张力度。比如，应尽快明确2023年是否会实施新一轮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以及其额度多少、节奏如何。考虑到去年该工具对于各地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建议今年应该继续实施，且应该保持较高规模。另外，应该保证与去年相比地方专项债的真实发行规模不会发生过大幅度的下降。换言之，今年的地方债真实发行规模应该超过3.8万亿元的目标额度。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依然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负向产出缺口。应尽快通过一揽子宏观政策的实施来消除产出缺口，让经济增速回归至潜在增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与防风险政策应该协同发力，以助力中国经济增速的显著反弹。”张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