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金融行｜从共商到共建 中国金融的绿色新丝路成长之旅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郭晓洁 广州报道 

在迪拜库卓沙漠上，原本辽阔的大漠正在被一望无际的太阳能光伏板覆盖，灼热的高温正通过一片片光伏板，转化成光与电。

这个世界最大的单体太阳能公园项目，五年前由上海电气集团开始承包建设，随后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参与进来，而这些“中”字头企业中，金融机构是重要的一员。

十年来，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乘着中国新能源产业崛起的东风，迅速发展，一座座刷新世界纪录的光伏发电站项目、清洁园区项目在共建国家落地。中国的绿色金融也从微末发展至全球领先，给了中国金融机构支持海外绿色投资的底气。

事实上，不少受访人士向记者表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早期，中国企业对外绿色投资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一大阻力便是共建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投资标准、环境法律方面的标准差异。因此，中国金融业逐渐意识到，只有在投融资各方都在标准共识上达成一致，才能扩大“朋友圈”，引领更多国际机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近年来，中国持续与国际社会进行共商，达成共识，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共同推动构建了以多边银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构成的绿色金融体系，并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再生能源产能的最大投资国；与之同时，国际机构也加大关注并投资于中国蓬勃发展的绿色产业。

共商共识

共赢的格局正在形成。不过回头来看，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以下简称“GIP”）秘书处北京办公室负责人程琳向记者表示，“早期我们简单地认为‘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资只需符合东道国的法律标准即可，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

程琳所指的“情况复杂”，一方面源自部分东道国环境法规并不健全甚至缺失，中国企业按照东道国或中国的法律标准进行投资，往往会在部分西方国家引起争议；另一方面，部分东道国由于历史原因表面上沿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和法律，但由于国情国力等客观原因，这些规定实际上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绿色投资，很可能面临着法律风险。

好在随之中国新能源等绿色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与之配套的绿色金融也逐渐跻身国际前列，成为全球绿色金融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优秀的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发展经验推广到更多共建国家？越来越多的金融界人士和投资者意识到，只有共商、达成共识，才能共建，从而走向共享。

但第一步共商，不仅限于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共商，更重要的是推动形成中国与更多金融资本雄厚的发达国家的“朋友圈”，以调动更多力量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英国伦敦金融城牵头多家中外机构，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将绿色的理念应用于“一带一路”共建。

程琳表示，五年来GIP影响力持续扩大。截至2023年9月，GIP共有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47家签署机构和18家支持机构/观察员，成员大部分为金融机构，参与机构持有或管理资产总额超42万亿美元。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GIP搭建的融资对接平台已累计收集了近300个绿色的项目，总金额超过3000亿美元，为金融机构和项目业主方搭建了互通的桥梁。

共商共识并未止步于此。

2020年，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中国继续扩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2021年7月，中国政府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鼓励企业超越东道国法规要求、向更高标准国际规则对标。

同年11月，央行与欧盟委员会相关部门共同发布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减缓气候变化》（以下简称CGT），为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了标准指引。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10日发布《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截至目前，中国与3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环保合作协议，与31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超过40个国家的150多个合作伙伴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32个国家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共商共建的国际原则、倡议和标准不仅带动了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与中国机构参与“一带一路”投资，与此同时也反哺了中国境内的绿色项目。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在GIP、CGT等原则标准项下，投资中国蓬勃发展的新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市场。

记者梳理发现，在今年9月召开的GIP第五次年会上发布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案例中，有10个为境外金融机构牵头或参与，投资标的位于中国的项目。

共建时代

过去五年，在共识不断形成的同时，中国在“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资迎来了快速发展阶段，尤其在2021年中国正式宣布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后。

今年9月，2023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国际实践研究》（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近年来一直是可再生能源产能的最大投资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成为“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

安永大中华区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服务合伙人李菁向记者表示，作为撰写上述报告的主要成员之一，安永也观察到在“双碳”背景的驱动下，中国绿色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投资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类型逐渐成为新的增长点，且此类项目大多数由中国和多方联合投资。

共识与标准先行，依托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已联合国际社会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共建“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融资机制，形成了以亚投行、丝路基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基础的“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其中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成为中国金融机构应用较为广泛的金融工具。

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例，数据显示，过去十年该行贷款项目累计拉动投资超过4000亿美元，其中支持建设了100余个清洁能源电力项目，预计每年可节约超过2000万吨标准煤，减少超过5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银行的数据亦显示，十年来，该行累计共发行5期“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募集资金近150亿美元等值，并多次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分支机构发行境外绿色债券，其中多笔债券成为当地首笔中资机构绿债。

但仅靠中资机构，远远无法支撑庞大的市场需求。

2019年，上海电气集团承包了总投资44亿美元，世界最大的光电综合体——迪拜950兆瓦光热、光伏一体化电站项目。在这背后，中行提供的融资方案成为上海电气集团最终获得项目工程总承包商资格的重要因素。最终，项目由渣打作为牵头行，与包括中行、农行、工行、光大、民生5家中资银行在内的7家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支持。

据迪拜水电局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Saeed Mohammed Al Tayer介绍，该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其中包括全球最低的聚光太阳能发电成本（每千瓦时 7.3 美元）和光伏技术最低的平准电力成本（每千瓦时 2.4 美分）、项目建成后将拥有世界最高的太阳能塔，允许全天候提供能源等，可为32万户当地居民提供清洁能源，每年将减少160万吨碳排放。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外资机构的合作也从单纯的项目贷款，发展为更成熟更灵活，由银保等更多方参与的融资合作模式。

为突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融资增信难题，今年1月，星展银行宣布其作为财务顾问及独家牵头行，为中国华电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孟加拉首个可再生能源项目——迈门辛的50MW光伏电站项目完成了12年期无公司担保的项目融资。

据悉，本次融资也是华电集团首个无公司担保的项目融资。同时，这也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境外新能源业务中，首次在海外投资险中承保违约险。

任重道远

尽管绿色投资发展迅速，但如何进一步扩大“朋友圈”，并帮助更多共建国家建立自身完善的绿色金融市场，依然任重道远。

上述《报告》显示，尽管目前中欧已经推动了双方绿色金融标准协同，但全球范围内的绿色金融标准在支持项目、约束范围、审核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而全球范围的标准差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地区资本的投入，这也成为“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形成资金缺口的因素之一。

中金研究院 2021年的研究预测，2021-2030年“一带一路”国家整体绿色投资需求可能达到5.7万亿美元，可再生能源投资需求达2.5万亿美元。而上述《报告》指出，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融资能力限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协调和投入的公共部门资金和金融市场资源十分有限，长期来看，供需缺口巨大。

程琳也向记者表示，绿色金融标准更广范围的趋同建设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另一方面，在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带去清洁能源项目的同时，大量存量的传统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的低碳转型也不容忽视。

根据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2019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世界总量的46%。另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约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

李菁向记者表示，当前国际退煤趋势明显，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大多处于发展阶段，电力供应仍有短缺，对存量化石能源较为依赖，绿色转型仍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因此金融机构要更积极发展转型金融，推动高碳排放行业低碳转型。

因此，发展转型金融，成为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关注重点之一。

今年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信保等10余家金融机构发布《绿色金融支持“一带一路”能源转型倡议》，呼吁有关各方持续加大对共建国家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领域支持力度；今年9月，GIP修订了中期战略规划，在原有框架基础上引入了新的“转型”支柱，并宣布由中国银行和星展银行共同牵头新设转型金融工作组。

星展银行项目融资大中华区主管李向南向记者表示，部分共建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和矿产等行业，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因此更有动力参与到可持续发展当中来，这也给金融机构带来更多动力，去创新融资产品和服务来支持产业资本转向低碳产能。

程琳表示，除了推动“看得见”的资金融通外，在低碳领域，中国还有很多“隐形”的软实力，例如在项目规划阶段规避环境风险，在项目早期设计科学合理的融资方案。而这些都可以通过加强能力建设的方式进行输出。

过去几年，中国培训了120多个国家3000多人次的环境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我们在过去五年中也通过绿色金融领导力项目（GFLP）面向7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量能力建设项目，覆盖了4500多人次。我们希望通过更多交流、提供更多的培训、人才的引进，帮助部分国家逐步完善自身的绿色金融市场。”程琳说。

（专题策划：郭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