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引的废除与近代经济变迁︱21书评

编者按：《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新的增订本近日出版。这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科大卫在中国商业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书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经济变迁”的部分，是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绕不开的经典，与众多研究相比角度独特、观点独到。作者不拘泥于中西在雇佣劳动力、海外贸易等方面的比较，而是聚焦于探讨明清中国为何没能形成资本积累和流通的机制。在明代政府的鼓励之下，中国的确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在17世纪，这个萌芽却又被政府扼杀了。中国之所以和欧洲分野，就在于政府对高层金融活动的遏制。下文介绍的盐业贸易的历史，是论证上述观点的绝佳案例。

《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

科大卫 著

周琳、李旭佳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6年9月

科大卫︱文

如果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确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我们需要解答的是，为什么这种经济制度的发展受到如此明显的阻滞，以至于西方银行进入中国之前，在中国本土一直未能出现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大量贷款的资本家。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的萌芽，我们必须密切地关注资本的积累和流通的机制，而盐业贸易的历史则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中国之所以和欧洲分野就在于政府对高层金融活动的遏制。就这一点，可通过我们比较熟悉的徽商历史来了解。徽商最初在明代因从事食盐贸易而致富。他们可能也从事盐的转运，但更多的人参与了期货交易。盐的期货市场在明初（14世纪末）就已经出现，皇帝需要将粮食运给驻守北方边境的军队，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抵押其对食盐生产和运输的垄断权。其设想是，想做食盐生意的商人得先帮助政府运送一定数量的粮食到北边驻军处。交了粮食以后，他会得到一张收条，凭此收条他可以在南京换回盐引。因为食盐贸易属于政府专卖，所以有严格的条规指定其购买和出售额盐的地点。抵押食盐专卖以换取商人的合作，不啻为解决戍边军队财政问题的一着妙棋。

这一制度的缺陷是，一个商人要花费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去运盐，整个过程包括：从长江下游粮食产区运粮到边境，再转回南京，在经过官僚的层层阻延和索贿之后才取得盐引，凭盐引到盐场换取食盐，然后将其运到消费地区，到了这里再安排食盐的销售。劳动分工迅速随之而来，即粮食商人专门运粮到边境，然后把盐引卖给长江下游专门做食盐生意的人，这些人就不再参与粮食的贸易。盐商和粮商的这种分工就使盐引有了价钱。尽管盐引买卖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盐引一直被买卖和贮藏。毫无疑问，购买盐引的人是把赌注押在取得食盐并卖盐获利的可能性上。我尽量不想夸大这种工具的可转让性质，因为买卖盐引有多方便仍然很不清楚。但是由于这样的理由，盐引仍可被视为一种期货工具。

盐引买卖很快就出现一个投机性的因素。自然地，盐引的价值实际上只能与明政府投放市场的食盐数量成正比，因为明政府也像其他政府一样，不可预见地改变其放弃偿还的信用借贷的数额，所以盐引的价格也就变动不居。公开性从来不是明代投机市场的主要特性。在不同时期，当政府注意到盐引壅滞可能阻吓购买者时，就可能对盐引重新分等以让新发行的盐引有优先兑换的权利。朝中的权贵——皇室成员、高官和太监会经常在正常引额之外取得盐引，这就必定影响到已掌握于私人手中的盐引价格。此外，明朝政府从来没有彻底消除食盐走私，明朝官员也很了解这个问题是由于官盐与私盐之间的差价所导致的。盐引价格的逐步下降，有利于少数成功操控了市场的商人。到了明末的1617年，所有努力都失败了，皇帝发现发行盐引几乎无利可图，结果他就把盐引全都废掉——按市价的一小部分从持有者手中把盐引再买回来——同时把专卖权授予当时已经出现的大盐商家庭。

通常情况下，皇帝不能一挥朱笔就创造或消灭商业传统。但1617年的决定，肯定是使中国走上更难出现银行和信用工具道路的决定性变化之一。皇帝的做法等于废除国债，这确实是他的朱笔一批所能做到的。自此，食盐专卖权成为皇帝的荫庇，仅此而已。荫庇的回报是商人根据皇帝的需求作巨额的捐献，我们不知道被要求报效的数目与以前因贿赂而付出的数目之间是否有巨大的差别。但从金融组织的角度看，代表国债的盐引与代表荫庇的纲法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盐引作为一种债务，政府有偿还的责任，而对皇帝的报效需索则不受任何限制。政府担保的债务可以成为发行纸币的基础，而报效充其量只是另一种税收。

盐引转变为纲法后，明清时期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官督商办”。特别是清代，按照这种方式组建了一些大规模的商务企业，如云南的铜矿和负责海外贸易的广州公行，到19世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又在洋务运动中重现。直至晚清最有能力的企业家盛宣怀把股份资本的观念引进轮船招商局的运作中，才再次使商业股份活跃起来。

橡胶股票、名目繁多的彩票以及随后而来的革命性债券，在晚清的通商口岸都十分活跃，而民国时期主要是在上海，股票和期货交易所得以繁荣。我自己有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承办广州市粪溺大生公司息折”，从这个例子可以想见，在制度允许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可以在股票和股份的道路上走多远。同样重要的是传媒的变化，晚清和民国的报纸每天报道商业活动、兑换率和利率，讨论这类事务的文章和书籍也很快地增加。哥伦比亚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中国银行业写过多篇文章，发表过多次演讲，他呼吁政府必须对汇票之类的信用工具立法，削弱国家对银行和大企业日益加强的控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然后是解放战争，紧接着政府的政策彻底改变，直至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恢复。

可以想象，假如皇帝及其官僚没有随意干预盐引市场，晚明中国的商业机构会发展到什么地步。16世纪确实已经有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它偶然产生，被容忍生存，最后被扼杀于帝国官僚管理的不确定性和帝王的反复无常中。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不是贸易不能发展，因为后面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之好出人意料。这种代价是当兴建铁路和近代化计划需要融资的时候，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处理这些计划所要求的大规模集资和资金调动。中国政府转而求助于外国银行，这就引致了严重的帝国主义政治问题。（本文摘自《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下篇：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经济变迁”，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