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特写｜一场教育研讨会，开成了一场心理疗愈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 北京报道

孙蓉躲在宿舍的床底下，扒住床板，不肯出来，也不肯说话。生活老师凡凡蹲在床边，没有喊“3、2、1”，没有威胁，只是陪着她。二三十分钟后，她才慢慢爬了出来。

“我不只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也从内心的黑暗角落里爬了出来。”重庆市远恒佳学校丑小鸭成长中心学生孙蓉（化名）如此描述她的亲身经历，“老师没有强制我，而是一直在等我。”

就在同所学校，16岁的王名（化名）入学时留着长发，别着花夹子，戴着圆眼镜，打扮成了女孩的样子。他后来坦白，那不是个性，其实是求救。“要么特别突出，要么极致个性，只有这样老师才会看见我。”他甚至故意找校长詹大年吵架，只为发泄情绪。

如今，孙蓉成了台上一开嗓就让人安静的校园歌手，“刺头”王名则成了学校里的法务部部长。他们的故事不同，落点却是同一个：所谓疗愈，始于被看见。

这是出现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上的一幕。这次活动打破了传统论坛“台上讲学、台下听讲”的单向模式，让曾经的“问题”学生作为主角登台，亲口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同时，专门设置“教育夜话”环节，让一线教育工作者分享真实的教育经历。

一场教育研讨会，就这样办成了一场心理疗愈会。

曾经的“问题”学生分享成长故事  受访者供图

会场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王旭明讲了一个具体场景：一名学生，成绩从全班前三名掉到后三名，整天闷闷不乐、喊烦喊累，老师请来家长谈话，孩子却提出讨厌学校、不想上学。

他问在座的人：“如果你是家长，你见到孩子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台下给出的答案，被他一条一条否掉：讲道理，错；教知识，错；给方法，错。最后他给出自己的答案：不问道理，先接情绪。抱一下，拍拍肩膀，摸一下头，带到操场走一圈，去他喜欢的地方坐坐，陪他吃顿饭，闲聊。就这些。

王旭明说，这个办法的理念就是疗愈。通过心理、情感层面的干预，帮助个体缓解内在冲突，恢复心灵平衡。疗愈，要从关注孩子情绪开始。

在北京积极心理学协会厌学干预专委会主任张鹏组织的一堂美术课上，上课伊始，他便定下几条课堂纪律：不随意评价作品，不替别人解释感受，是否分享由自己决定。

规则只有短短几句，却把“怎么说”的权利还给了孩子。张鹏认为，在安全包容的氛围里，对习惯把情绪藏起来的孩子来说，被允许拒绝，往往是愿意开口的开始。

王名（化名）曾给重庆市远恒佳学校总校长、昆明丑小鸭中学创校校长詹大年写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行字，是一句指名道姓骂詹大年的话。

詹大年“装模作样地看”，看完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让他回去上课。之后一两个月，他每次去教室，都会专门走到王名座位旁边看看。王名也会观察他，心里想着“校长怎么还不‘采取行动’”。终于有一天，王名主动来找他，说“我错了，那封信写错了”。

詹大年这时才说：“你没有错。你内心恐慌、情绪激动的时候，肯定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你找的那个方法简单、安全、低成本。你为什么写信骂我，而不骂保安、不骂厨房阿姨？因为你知道詹大年是这个学校的权威。谢谢你看得起我。”

“青少年的社会性成长有三大刚需：社会交互、社会认可、社会接纳。”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说。

这说明，孩子厌恶的不是学习本身，也不是上学本身，而是在上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让人不适应的关系。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主席李镇西也认为，在一个班级生活丰富、人际关系和谐的集体中，学生青春期的各种心理问题将降到最小程度。

生活老师凡凡清楚地记得，她见到孙蓉（化名）的第三天，才从她脸上看到了笑容。前两天，孙蓉要么不肯进教室，说上课不允许带手机没意思，要么说身体不舒服，去医务室检查之后便回宿舍休息，总之状况百出。

但凡凡的做法不是批评、指导，而是陪伴。直到第三天，孙蓉找到了有同样爱好的同学，她们都是二次元爱好者，于是聚在一起聊角色，聊化妆术，聊画画。“孩子找到了知音，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哎呀，老师真省心！”凡凡说。

“学校，是解决厌学休学问题的主阵地，是成本最低、成功率最高的疗愈场域。”一名参会的高中教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李镇西认为，面对学生的情绪问题，不能只问“这个孩子怎么了”，而要转向“我们共同生活得怎样”，把目光投向学生每天所处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评价方式和集体氛围，在日常班级生活中预防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