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赵忠秀：产业出海，要“走进去”还要“活下来” | 亚太中国说

编者按：今年是APEC中国年。我们走访了我国多位长期深度参与APEC政策研究与外交活动的权威学者、政策智囊以及大湾区行业名家，并与他们展开深度对话，旨在呈现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思考，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角色与机遇，为APEC中国年汇聚智慧与力量。21世纪经济报道宏观新闻中心携手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共同推出“亚太中国说”系列专访报道，敬请垂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洪晓文 北京报道

11月18日—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从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再到2026年深圳，这是APEC第三次来到中国。

三次APEC“中国年”，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从一个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贸易机制的“初学者”，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更是一跃成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技术领域的领跑者。一大批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赵忠秀是三次APEC“中国年”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2014年北京会议通过《北京纲领》，彼时赵忠秀领衔“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课题组起草了其中的两个重要附件——《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和《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这两份文件是APEC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文件，不仅推进了亚太自贸区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也凸显了中国的引领、协调作用。

12年过去，当年制定的路线图实施成效如何？再次举办APEC会议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在深圳APEC会议召开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对赵忠秀进行了专访。

赵忠秀认为，当前世界走到一个新的路口，中国正在担当起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责任。他期待深圳借此机会充分展示开放发展的成就，留下APEC的“深圳印记”。 

再次主办APEC会议，凸显中国的引领作用

《21世纪》：从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再到2026年深圳，APEC会议三次在中国举办。你认为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发生了哪些转变？背后折射出中国在亚太经济格局中怎样的地位变化？ 

赵忠秀：2001年上海APEC会议时，中国经过15年艰苦谈判，即将加入WTO。当时全球化高歌猛进，中国以学习者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此后十年，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十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2014年北京会议时，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化进程的冲击已经显现，全球化向何处去、亚太自贸区怎么推进、APEC如何发展，成为新的课题。北京会议的重要成果是提出了《北京路线图》，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我当时担任“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课题组组长，参与了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

再之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更剧烈的变化。2016年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全面转向，贸易战和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泛安全化倾向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有人称之为“慢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世界经济走到了一个新的路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6年中国再次主办APEC会议，实际上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APEC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校正方向。核心是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定践行开放包容、和平创新的APEC理念。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实践者，转变为如今的引领者，担当起引领的责任，推动建立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这是中国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担当，也是APEC发展的使命。

《21世纪》：北京APEC会议时，你参与起草了《北京路线图》等文件，你怎么看12年来的实施成果？ 

赵忠秀：《北京路线图》对亚太自贸区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路径指引。当时国际上存在多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协定的版本：美国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编者注：美国退出后由日本接手建设CPTPP，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东盟主导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也在推进自贸区谈判。这些安排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是都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并将措施从边境上延伸到边境后。问题在于，哪条路线最可行。

APEC有21个成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简单地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成员显然不现实。彼时的TPP标准太高，RCEP比较务实、起点相对较低但可以升级。《北京路线图》的思路很清晰：以RCEP谈判为基础，其标准可以逐步提高。

虽然目前亚太自贸区（FTAAP）还没有实现，但它也是《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的目标之一。可以预见，FTAAP指引的目标仍在不断往前推进，但既要有明确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也要采取务实做法，自下而上，对于部分成员经济体认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推进的领域，鼓励先行先试。

打造数字经济领域的“中国标准”

《21世纪》：中国高水平开放如何对接区域内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

赵忠秀：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倡导建立更加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社会几十年共同努力的成果，应该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它有不完善的地方要改革，而不是另起炉灶，不能以部分国家或部分集团的利益为导向、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

一方面，中国要在已经成熟的领域坚定推进高水平自主型开放；另一方面，在方向明确但具体内容仍在实践中的领域，积极倡导将有利于发展的新规则从最佳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国际标准。这不仅是熟悉规则、应用规则，更是参与规则重塑。重塑是为了更有利的发展，尤其涉及科技革命、人工智能、数据流动等新领域，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如何既鼓励技术领先者创新，又让更多民众和中小企业享受数字化红利和技术赋能，都需要考虑。

在数字经济领域，尤其是跨境数据方面，需要进一步推进相关规则的完善。目前国际上存在所谓的“美国标准”“欧洲标准”，也有“新加坡标准”。中国现在要推进的，是一种既适合本国发展、又能兼顾全球利益的新规则——“中国标准”。尤其是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既要尊重数字主权，也要反对数字霸权，反对借技术优势乃至算力优势对他国发展实施限制。可以这么说，当前全球正处在不确定性、地缘冲突与技术快速进步相互交织的新阶段。

《21世纪》：你提到要反对数字霸权、尊重数字主权。中国可以提供哪些公共产品？

赵忠秀：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工业体系世界上最完整，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都处在领先位置。同时，中国特别注重技术的实际应用，真正带来生产效率提高、生活工作的便利和资源的更好配置，并将技术应用优势通过对外贸易投资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帮助缩小数字鸿沟。

《21世纪》：当前国际经贸摩擦背景下，亚太地区产供链的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赵忠秀：亚太区域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3，经济总量占全球近七成，贸易占比将近一半。亚太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国关税政策等影响，从“超级全球化”进入“慢全球化”或不断调整的阶段。

美国推出的所谓“对等关税”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各方也担心会不会导致全球经济萎缩，但实际结果超出了预期：全球货物贸易规模仍在增长。这体现了全球产业链深度嵌套的韧性。全球贸易继续增长，中国贸易也在继续增长。美国想通过关税政策使制造业回流、用本国生产替代进口，但政策结果与预期相反：出口扩大，进口也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说明，亚太已经形成的经济结构和产供链形态，虽然受到短期冲击，但也具有很强的修复能力。

产业有序出海，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活下来”

《21世纪》：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怎样的产业升级逻辑？中国外贸当前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赵忠秀：中国出口动力十足，背后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机电产品占比不断上升，传统鞋帽等产品占比下降，数字产品和绿色产品（如光伏、风力发电设备、储能设备、电动汽车），以及大型成套设备、轮船等，是我国制造业能力的体现。这不是最近两年直接从无到有的，中国已经布局了几十年，只是现在集中迎来了产业爆发阶段。

中国是世界经济供给的重要来源，中国的产能以及所生产的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优势越来越明显，我国整体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稳中有升。但也要看到，在中国外贸顺差背后，存在国际贸易再平衡的诉求，产业结构、产业布局肯定要相应地调整。

产业有序出海就是一种主动调整，并且要更加积极主动，不是像过去一样探索性、试验性地出海，而是推动整个产业链生态的出海，带动产业链到接近市场的地方去布局。同时要带动服务出海，以服务支持产能“走出去”。要涵养有利于新产业发展的生态，保护产业利益，避免产业、技术、就业流失。 

《21世纪》：产业有序出海与避免产业流失，如何平衡这两个需求？

赵忠秀：这是一对孪生问题。既要走出去拓展市场，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运行，又要保护好核心利益，保持技术升级的能力。特别需要强调产业生态建设。企业管理价值链时，一定要将核心利益、核心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要有迭代管理，才能保证持续不断地更新技术，从海外市场获得利益并且更好利用海外资源。须知，海外不仅仅是销售市场，还应有人才、供应商配套，弥补国内不足，反哺国内市场。

《21世纪》：企业出海“走出去”以后，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赵忠秀：“走出去”只是第一阶段，然后得能“走进去”，能不能进入当地市场、市场准入有没有壁垒、能不能达到标准，以及进去了以后，能不能“活下来”“走下去”才是关键。从全球新注册企业平均存活率来看，有许多企业并没能活过三年。因此，当我们观察一个企业的出海是否成功，要看其能否扎根，能否变成本土企业实现健康发展，最后“走得远”“走上去”——能够持续盈利。 

世界商业史上，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有多年的深耕经验。企业可以考虑组团出海，例如采取“两国双园”等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相互完善产业链，降低学习成本和制度性成本，再辅以相关服务支持。很多外资企业在华也有集聚抱团的经验，例如德国中小企业集聚在江苏等，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可以借鉴，不必单打独斗。

民营企业生存能力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也比较强，但也更容易遭遇合规问题等挑战；国有企业则在基础设施、运输等关键领域，管控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强。因此，不同企业应该各自发挥优势，同时行业协会做好对内对外的沟通服务，降低交易成本。应推动中国产业链集体出海，背后有强大的国内大市场支撑，让企业更好地“走下去”“走上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要熟悉并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用好金融服务，规避金融风险。

《21世纪》：服务业出海和服务贸易面临哪些问题？如何突破？

赵忠秀：2025年中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为57.7%，对标发达经济体还有上升空间。坦率地说，中国服务业全球竞争力的短板是存在的，无论是传统服务业还是可数字化交付的新兴服务业。

一方面，国内市场规模足够大，客观上一些服务业出海的动力可能不足；另一方面，部分从业者存在“能力恐慌”问题，毕竟海外市场的人力资源、技能、语言能力都有差异，服务体系也有不同。比如在保险业方面，中国存在一定的逆差，本土保险业若出海，则要与有几百年历史的国际保险业竞争，是相当有挑战的。但服务业补短板，配合中国产能“走出去”已是当前的紧迫任务，需要有引导和规划。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服务结构正在优化，数字化交付领域进步很快，新业态、新空间不断出现，AI赋能以后会更好。期待中国的金融保险、设计、法律等服务能力及时提升，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接起来。

除了“走出去”以外，国内服务业的开放也是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一环。比如医疗服务，我国医疗服务能力若能实现国际化的商业落地，则既可以降低全球医疗服务平均价格，也能增加我国的服务出口。教育也是如此。我们有那么多孩子在国外学习，能否吸引更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这些都是下一阶段服务贸易可以考虑的重点。

《21世纪》：对于通过APEC平台服务中国企业出海，你有哪些建议？

赵忠秀：关键是要让APEC各经济体的各利益相关方，包括中小企业、青年群体等，能够从中获益。深圳应借此机会充分展示开放发展的成就，留下APEC的“深圳印记”。一是做好开放的示范；二是带动APEC更多成员经济体的中小企业、民众参与APEC合作平台，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市场信息获取、经验分享，以及供应链网络拓展。在数字化平台建设方面，中国已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比如中国许多跨境电商企业平台都有国际版，应充分利用这些已有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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